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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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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理学的一般批评===
1959年，统计学家西奥多·斯特林（Theodore Sterling）计算发现，97%的心理实验支持了它们最初的假设，反而暗示了偏差存在的可能。

与之类似，贾内尔（Fanelli，2010)发现91.5%的精神或心理研究得到了证明，所得出的问题（阳性结果）是空间或地球科学的5倍大。贾内尔认为，“较软科学”的研究人员，就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偏差本身缺乏束缚。

2010年，一组研究人员公布了心理研究中的系统性实验对象WEIRD偏差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即“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民主的”)。虽然全球范围内只有八分之一的人属于WEIRD范畴，但实验人员称心理学60–90%的实验在WEIRD对象上进行。报告显示，在米勒-莱尔错觉（两条等长平行线段，分别加上不同两端箭头，两端箭头向内的线段看上去更长，两端箭头向外的线段看上去更短的现象）上，WEIRD对象与部落对象的实验结论差异巨大。 

<big>'''“非西方的、未受良好教育的、前工业化的、不富有的、非民主的”五个要素，哪个人群只要占其一，套理论就都会生硬。由此，各种心理学理论，很可能同不可证伪的精神分析理论一样，都站不住脚：凭“西方的”一条限定，就会大量排除大陆、港澳台、日韩、东南亚、印度的网民；反而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新的网民同时符合五个要素。望周知。'''</big>

====理论质疑====
对理论的批评，常常包括指责心理学是“软科学”。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1962批判中暗示：'''心理学仍处在前范式形态，缺乏像成熟的化学、物理学那样的支撑性理论。'''

心理学的一些领域依赖于问卷调查之类的研究方式，因此被批评家们认为心理学不够客观。有些观点认为，人格、思维、情绪不可能被直接测量，其结果不过是调查对象的主观报道；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统计假说被误用。一些研究记录表明心理学家常常混淆统计的显著性差异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而'''“显著性差异”在实践上常常无关紧要。'''这种辩论经常发生在心理学界内部，如实验室研究人员与从事实践的临床医生之间经常发生争执。

====实践质疑====
有的观察者发现了某些理论与实践上的冲突，例如一些临床实践没有理论支持。批评家们认为，越来越多的心理培训课程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婴儿孤独症协助性沟通”；
*被用于记忆恢复的塑身锻炼；
*再生疗法……

各种培训虽然十分流行，但却令人怀疑，而且可能有害健康。

====伦理质疑====
在今天的道德准则框架内，一些研究实验违反了美国心理学会道德准则、加拿大涉及人类实验道德准则、贝尔蒙报告等，因而不被允许进行。目前道德准则规定，对非人类动物的研究只能在效益大于伤害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以心理学家在动物实验中的研究方式不能用于人类。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使得参与者饱受折磨，挑战了科学实验的道德底线。
**实验人员命令被试电击学生（实际上是知情演员）。在操纵之下，实验对象确信：学生每答错一道问题，都会受到“电击”（实际上只有演员逼真的配音，全无视觉提示）。演员的电击器连接着磁带，表示对每次电击进行记录。实验研究参与对象会在多大程度上违背自己意愿执行规定行为。
*二十世纪70年代，哈里·哈洛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利用恒河猴进行了“绝望”实验，遭到谴责。实验利用动物来模拟抑郁症。哈洛设计出了一种“强暴架”，利用对母恒河猴行为的干扰进行研究。
**1974年，美国文学评论家韦恩·布斯写道：“哈里·哈洛跟他同事几十年折磨着非人类灵长实验品，证明了我们都早已知道的——社交生物会因社交纽带的损害而被损害。”他写道哈洛对他研究的伦理道德没有任何评论。

大学心理学院设有道德委员会，以保障研究对象的权益与尊重。心理研究员在进行实验之前必须获得准许，以保护人类参与对象或实验动物的权益。
==马基雅维利主义==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一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其主要理论是“政治无道德”的政治权术思想，著作中包含了一系列对于获取和掌握政府权力的建议。

心理学家理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和弗洛伦斯·L·盖斯（Florence L. Geis），使用与马基雅维利写作风格相似的删节和编辑过的陈述来研究人类行为的变化，提出了心理学方面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名义的概念。

在1970年开发这一概念时，克里斯蒂推测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具备以下特征：

#人际关系中缺乏情感
#对传统道德不作关注
#世界观工具主义（只讲应验），方法论实用主义（只讲影响）
#更注重个人目标，不注重意识形态

===定义争端===
那些批评马基雅维利主义尺度的人经常说，尺度与精神病态和自恋（黑三角另两角）完全相同，实际上并没有衡量理论特征——比如经常有说法说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特点是“与精神病态相比，冲动较少，长期思维较好”，但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即使是高马基雅维利主义也能在某些场景中表现冲动。

2013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John F. Rauthmann认为，MACH-IV（目前最常用的单独量表）更像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衡量标准，它并不能真正体现马基雅维利主义实际具有的其他特质。

2017的研究中，Lynam等多名研究者表示“我们发现现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量度，正在充当精神病态的代用量度”。

===特征表现===
人们广泛研究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一个人的社会化和人际关系，如友谊和浪漫关系的影响。

*2012年一项研究指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很可能通过赞美和使他们的意见与周围的人一致，在社会群体中讨好自己。程度较高的更有可能选择质量更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时间猜测谁是一个好人，因此更灵活地操纵。

*Delroy L. Paulhus和Daniel N. Jones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攻击性的直接表现几乎没有关联；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只在短期伴侣面前才更具攻击性，在长期伴侣面前则相反。

*二人在2017年的一项行为实验研究中又发现：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被发现避免在危险的情况下欺骗他人，宁愿长期维持自己的声誉也不愿谋得短期经济收益；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能在高风险情景下欺骗他人，但只有在“自我耗尽”时才欺骗他人。

*1999年，Mc Hoskey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广泛关注经济利益相关，也与偷窃、故意破坏、欺骗他人等反社会行为相关，而不是像帮助他人那样的亲社会行为。2001年他也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MACH，大写）与“出轨、向第三者泄露性秘密、一边装作爱对方一边诱发对方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中毒以确保性生活”有关。

*2023年一项研究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和浪漫关系中的退缩与回避有关。

*2020、2023年共三项关于求爱的研究一同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程度较高的妇女约会，往往不是出于性原因，而是为了免费食物——这种现象被称为“美食家的召唤”。
===发展遗传===

*2010年前后，几项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具有显着的遗传和环境影响。

*2013年一项研究指出，“述情障碍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共同发生，受遗传因素影响最大，非共有环境因素影响较小但也显著”。

*父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似乎对孩子自身的水平只是稍有影响。父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与孩子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呈正相关，但母亲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1976年一项研究结论说，“父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一个预测因素，也许是儿童马基雅维利主义信念形成，及马基雅维利主义成功操纵的原因”。

*2020年一项研究发现：

#从童年晚期到青春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程度呈上升趋势
#青春期达到顶峰
#从青春期到成年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程度呈明显和稳定的下降趋势
#65岁时达到终生最低限度

==集体错觉==
集体错觉（Groupthink，中文亦作团体迷思）是一个心理学现象，指的是团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各个成员倾向让自己的观点与团体其他成员一致，因而令整个团体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进行客观分析。值得争议的观点、有创意的想法或客观的意见都不会有人提出；即便提出，之后也会遭到其他团体成员的忽视及隔离。'''恶俗在[[狗窝/奇异果农场|Kiwi Farms]]等各个[[狗窝|窝点]]的发展可谓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

集体错觉可能导致团体作出不合理、甚至是很坏的决定。部分成员即使并不赞同团体的最终决定，但在集体错觉的影响下，也会顺从团体。 

1972年，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莱斯特·詹尼斯利用“Groupthink”一词形容团体作出不合理决定的决策过程。及后于1982年，詹尼斯再探究猪湾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朝鲜战争、越战、古巴导弹危机、马歇尔计划的发展、水门事件等美国政府历年外交决策事件，参照各个事件的环境、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归纳出：集体错觉的模型包括八项诱发的前置因素、八项表现形式、七项对群体决策过程及结果的影响。 

前置因素包括：

*隔绝外界资讯与分析
*决策方法缺乏条理
*背景和价值观的相似性
*来自外部威胁以及时间限制的压力
*自尊心低落：可能由于刚经历失败
*没有信心寻求比领导所提出的更好的方案：（存疑）可能因为领导具有强大影响力
*（存疑）凝聚力高
*（存疑）命令式领导

表现形式包括：

*无懈可击之错觉：群体过分的自信和盲目的乐观，忽视潜在的危险及警告，意识不到一种决策的危险性。
*集体合理化：群体通过集体将已经作出的决策合理化，忽视外来的挑战。一旦群体作出了某个决策后，更多的是将时间花在如何将决策合理化，而不是对它们重新审视和评价。
*对群体道德深信不疑：成员相信群体所做出的决策是正义的，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忽视道德上的挑战。
*对外偏见：倾向地认为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或者群体都邪恶、难以沟通协调，故此不屑与之争论；或者认为这些人或者群体过于软弱、愚蠢、脆弱，而自己群体既定的方案才会获胜。
*对异议者施加压力：不欣赏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于怀疑群体立场和计划的人总是立即给予反击，但常常不是以证据来反驳，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多数人在面对这种嘲弄时会变得没有了主见，而与群体保持一致。
*自我审查：对于议题有疑虑时总是保持沉默，忽视自己心中所产生的疑虑，认为个人没有权力可以去质疑多数人的决定或智慧。
*全体一致的错觉：是使群体的意见看起来一致，由此造成群体统一的错觉。表面的一致性又会使群体决策合理化，甚至可以使很多荒谬、罪恶的行动合理化。这都是群体压力和自我压抑的结果，
*心灵守卫（"mindguards"）：某些成员会有意地扣留或者隐藏那些不利于群体决策的资讯和资料，或者是限制成员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此来保护决策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重大影响包括：

*不能全面研究替代方案
*不能全面研究决策目标
*不能考虑既定选择的风险
*不能搜集足够信息
*不能正确处理信息
*不能重新评估当初放弃的选择
*不能制定突发情况的备用方案

防范手段包括：

*（存疑）领导者保持公正，不偏向任何立场，防止形成不成熟的倾向；
*（存疑）领导者引导每一位成员对提出的意见进行批评性评价，鼓励提出反对意见和怀疑；
*成员懂得群体思维现象全过程；
*指定一位或多位成员充当反对者的角色，专门提出反对意见；
*时常将群体分成小组，并将他们分别聚会拟议，然后再全体聚会交流分歧；
*如果问题涉及与对手群体的关系，则花时间充分研究一切警告性资讯，并确认对方会采取的各种可能行动；
*预备决议后，召开“第二次机会”会议，并要求每个成员提出自己的疑问；
*决议达成前，请群体之外的专家与会，并请他们对群体意见提出挑战；
*每个群体成员都向可信赖的有关人士就群体意向交换意见，并将他们的反应反馈给群体；
*几个不同的独立小组，分别同时就有关问题进行决议，最后在多组决议基础上形成最终决议。

综合迄今为止的研究，关于集体错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测集体错觉的因素上。当前认为，'''集体同质性'''和'''集体绝缘性'''，是集体错觉预测的主要因素.

但仅在'''提出概念5年后'''的1977年，一项研究就指出：'''集体错觉的发生通常是根据一个群体内产生的想法或解决方案的数量来衡量的，但是没有统一、具体的标准可以让研究人员客观地得出“发生了集体错觉”的结论'''。

对集体错觉和集体错觉先例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不同的结果。一些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和'''领导风格'''能有力地预测集体错觉，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这两个因素微不足道。

'''当前看来哪个群体共同隔离外界的信息越多，预期产生的想法或解决方案种类就越少。'''

''这或许只是以集体为单位，长期卡在[[#晕轮效应·恶魔效应|第一印象]]而已。''

==谷歌效应==
2011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韦格纳给志愿者看了一份含有40桩琐事的清单，包括一些短句，如“鸵鸟的眼睛比脑子大”。

按照指示，每人要把所有这40句话输入计算机。一半的志愿者被要求记住这些短句，而另一半没有被这样要求。此外，有一半的人了解自己的工作将存储在计算机上，而另一半则被告知任务完成后输入内容会被即刻清除。

随后发现，按指示被要求记住信息的人得分并不比另一半人更好，但那些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清除的人得分就比另一半人高得多。

韦格纳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谷歌效应”——'''记忆功能存在“实用主义”'''。人不可能记得住所有事。无论是否有意识干预，大脑会自然地对记忆进行分类。显然，大脑能认识到，对容易获取的信息没太多必要都存储起来。因此，人们以为事实被大脑记忆了，其实事实大多被遗忘了。不过研究声称，'''人们线下学习信息的能力保持不变。'''

Lav R. Varshney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提出，在博士论文中也可以看到谷歌效应。研究声称，引用的参考文献的纵向增加反映了一种趋势：对在何处找到相关信息（即哪些论文包含信息）的记忆有所改善，而不是对信息本身的记忆有所改善。

如果把谷歌效应推导下去，会得出'''拍照会导致健忘'''。2013年，费尔菲尔德大学的琳达·A·亨克尔（Linda A. Henkel）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向了上述问题。亨克尔注意到，博物馆的游客痴迷于用手机拍摄艺术品，但对观赏画作本身的兴趣却越来越低。

于是，她在费尔菲尔德大学的贝拉明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本科生参观博物馆时，他们要按照预先指示去观赏特定的画作。依照实验设计，有些人要拍下画作，有些人只简单做笔记。

第二天，亨克尔询问两组学生对画作本身的了解情况，发现'''拍照的学生在辨别画作、回忆细节等方面都表现较差'''。

'''所以，当人们能轻易找到信息，大脑就会自动遗忘；反之大脑能认识到，对容易失去的信息，反而十分必要都存储起来。'''

'''''可见，任何信息的生灭，包括对信息生灭的预警信号，都可以对人的记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远超出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范围。无论是手写还是打字，对信息如有安全需求，预防威胁要紧；除非不知“人是信息安全最脆弱的一环”。'''''

==光环效应·恶魔效应==
光环效应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L·威尔斯（Frederick L. Wells，1884-1964）于1907年确定提出，但在1920年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1874-1949）提供经验证据之后才得到承认。

俗话说：“一美遮百丑。”一个人，或一个物品，一旦一开始给人以好的印象，人们对这个人或这个物品的所有特点就都会给予较好的评价。这就像日晕、月晕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所以可以称之为光环效应。

和光环效应相反的是恶魔效应，即对人或物一开始有坏的印象，会使人对这个人或这一物品的所有特性的评价都偏低。

光环效应和恶魔效应不但常表现为“以貌取人”——以长相定人品、能力，而且还常表现为“人靠衣装”——以服装定地位、性格，“一面之交”——以初次言谈定人的才能、品德。

在对不太熟悉的人进行评价时，这种效应体现得尤其明显；自然，评价熟人时这种效应就有所缓解。

这样一来可以假设，'''如果外界环境相对稳定，则人与各种人、事、物之间'''：

*关系图越大、越稠密、越频繁互动，判断的失误越小；
*关系图越小、越稀疏、越懒于互动，判断的失误越大。
===相关研究===
*心理学家戴恩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他让被试者看一些照片：照片上的人有的很有魅力，有的无魅力，有的中等。然后，他让被试在与魅力无关的特点方面评定这些人。结果表明，被试者对有魅力的人比对无魅力的人赋予更多理想的人格特征，如和蔼、沉着、好交际之类。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以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分别做了一个试验。上课之前，实验者向学生宣布，临时请一位研究生来代课。接着，实验者告知学生有关这位研究生的一些情况。一个班学生被介绍说，这位研究生“热情”、勤奋、务实、果断；另一班学生就被介绍说，这位研究生“冷漠”、勤奋、务实、果断。而学生们并不知道“两个人”是同一位研究生。下课之后，前一班的学生与研究生一见如故，亲密攀谈；另一个班的学生对他却敬而远之，冷淡回避。

*Nisbett和Wilson希望调查听课的学生是如何评判讲师的（Nisbett,Wilson, 1977）。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对于评价老师的研究。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他们会分别看两段关于同一位讲师的不同视频。而这位讲师正好有很重的比利时口音。其中一组学生看了这位讲师和蔼而友好地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二组学生看了同一位讲师用冷酷而疏远的语气回答了同样的问题。在每组学生看完视频之后，他们被要求给这位教师的外表、特殊语言习惯，甚至还有他的口音（特殊语言习惯在两段视频中是一样的）打分。结果，看到讲师“和蔼”形象的学生认为他更有吸引力，他的语言习惯更令人喜爱，甚至他的口音也更加有魅力；反之，则完全相反。

*Forgas （2011）的一项研究指出，心情良好时光环效应更有可能产生影响。被研究者在留着胡子的老人照片和年轻女子照片之间进行选择，并以此决定哪个学科具有更多的哲学属性来证明。但在此外，当被要求列出他们生活中的快乐、中立、消极时刻时，光环效应在那些选择写以前快乐经历的参与者的看法中更为明显。Forgas的研究建议，当一个人在衡量一种情况下光环效应的程度时，必须考虑做出判断的人的情绪状态。

*2013年美国一份关于“疾病与领导人偏好之间的联系”的报告称，“疾病发病率较高的国会选区”更有可能表现出“对选举结果”的光环效应。

==班杜拉理论==
===自我效能===
'''总的来说，自我效能越与实际水平相符才越能提高学习能力；反之差异越大，学习能力越差。'''

在心理学中，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有能力采取必要行动以达到特定目标的信念。该概念最初由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于1977年提出。

自我效能感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通过决定一个人对自己影响情境能力的信念，自我效能感强烈地影响着一个人实际拥有的胜任应对挑战的能力，以及一个人最有可能做出的选择。这些影响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农业等投资行为中尤为明显，且令人信服。

强烈的自我效能感能够提升个人成就感和幸福感：

*自我效能感强的人将挑战视为需要掌控的事物，而非需要规避的威胁。这些人能够更快地从失败中恢复，并且更有可能将失败归咎于缺乏努力。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掌控威胁性情境。这些特质与较低的压力水平和较低的抑郁易感性相关。
*自我效能感低的人会将困难任务视为个人威胁，并对其避之不及。困难的任务会让他们关注自身缺乏的技能，而不是拥有的技能。失败后，他们很容易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自我效能感低下可能与更高的压力和抑郁水平有关。

班杜拉认为，建立自我效能感有着三种方法：

*精通经验。精通经验可以被定义为'''个人成功的体验'''，而'''班杜拉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在逆境中实现艰难的目标更有助于建立信心、增强毅力。
*社会模式的间接经验。'''班杜拉认为，“假设的相似性越高，榜样的成功和失败就越有说服力”：'''
**看到你认为与自己相似的人，在某件困难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会让你相信：自己拥有实现类似目标所需的技能；
**反之，看到某人在某项任务上失败，可能会让你对个人技能和能力产生怀疑。
*成功的'''信念'''。
**那些积极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特定任务的人，会表现出更大、更持续的努力去完成任务，也能降低自我怀疑的影响；那些鼓励他人的人，会将他人置于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境地。
**反之，如果过早地将自己、他人置于毫无成功希望的境地，就可能会削弱自己、他人的自我效能。

后人研究认为，一个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也会影响其对自身在特定情境下表现能力的信念。在判断自身能力时，人们通常会从身体中获取信息，而一个人如何解读这些信息会影响自我效能。例如，在需要体力的活动中，有人可能会将疲劳或疼痛视为无力或需要努力的指标。

但另一方面，'''过高的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实践层面过犹不及'''：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过度效能感或“虚幻的”效能感会阻碍学生对自己实践的批判性审视，从而抑制专业学习，因此自我效能感并非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自证预言）。一项2006年的研究纳入了当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101名低年级葡萄牙籍学生，考察了这些外国学生对学习、目标达成以及继续语言学习的动机的看法。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过度效能感会对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那些认为自己“擅长语言”的学生学习动力不足。

''这样一来可以说，那些最容易成功的经验，内在的自我效能感，更多是长期保持适中的。''

遗传方面，在2010年代挪威的一项双胞胎研究中，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遗传性估计为75%。剩余的25%的差异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不共享的环境影响造成的。共享的家庭环境并未导致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差异。但共同抚养的双胞胎设计可能高估了遗传因素的影响，而低估了共同的环境因素，因为在家庭层面测量的变量在模型中对双胞胎双方都是相同的，故同期Buchanan等人采用了“收养兄弟姐妹”的设计，发现了显著的共同环境影响。

文化方面，研究还发现，自我效能感受到文化背景、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
*父母为孩子树立一系列的抱负、榜样和期望，并形成对孩子能力的信念。父母的信念会传达给孩子，并影响孩子自身对能力的信念。
*课堂环境也会通过教师关注的数量和类型、社会比较、任务、评分制度等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这些通常受到学校环境的影响，包括学校文化和教育理念。研究表明，学校环境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四种来源塑造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方式。在不同的学校系统中——民主型学校、华德福学校、主流公立学校之类——学业自我效能感随年级的变化方式存在差异，各种自我效能感来源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文化背景会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方式，父母和教育环境都植根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在数学方面的自我效能感方面研究发现，比起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学生，那些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学生更容易受到间接经验和社会劝说的影响。

关于自我效能感对社会越轨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已被开发出来，并在针对学童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亲社会行为（例如帮助他人、分享、友善合作）与道德脱离（表现为为不良行为找借口、逃避后果责任、责怪受害者等行为）呈负相关；学业、社交和自我监管的自我效能感鼓励亲社会行为，从而有助于防止道德脱离。

'''把恶俗圈当自己家，对内外自吹自擂“无所不黑”的人，无论地位高低，其实都是在无论自称正义与否的各项能力中，自我效能感极度膨胀，才不能维持恶俗圈内身份和网络使用权，因而走上[[概念·小鬼|圈内接盘]]之路，同恶俗的受害者一样，带着巨大损失被赶出场外。'''

===社会道德认知理论===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用到伦理学层面，就得到了一种互动论的道德视角：“社会道德认知理论”。

科尔伯格和皮亚杰等人关于道德推理发展的理论都认为：道德推理的发展是分阶段进行的，较低阶段中不太复杂的推理策略会被放弃，转而采用下一阶段中更复杂的策略。从本质上讲，这些阶段理论的潜在主张是偏爱更高层次的道德思维；问题是，什么使得更高层次的道德思维优于低层次的道德思维，却尚不清楚。然而，阶段理论倾向于淡化社会学习对个人的作用，淡化环境在某些道德推理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影响：即使对于处于道德发展较高阶段的个人，有些推理可能会多考虑法治，有些可能会多关注社会后果，有些可能会多关注个人感受。因此，道德推理的发展趋势可能确实存在，但社会的影响及其学习过程的多样性，使道德推理无法在所有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统一的道德类型。

而'''在班杜拉看来，道德植根于自我调节，而不是抽象推理。'''

班杜拉认为，道德信念是在儿童时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道德推理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规律，与其他心理过程相同。班杜拉认为在发展道德自我的过程中，个人会采用对错标准来指导和约束行为。在这个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人们会监控自己的行为及其发生条件，并根据道德标准进行判断，再根据对自己造成的后果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做一些能让自己感到满足和自我价值感的事情，但常常避免做出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以避免自我谴责。这些就使行为符合内在标准。

2016年对经历过慢性童年创伤的个体的道德推理的研究，强调了应对道德困境的方式差异，就应验了社会道德认知理论：研究中，与健康女性相比，因复杂的童年创伤而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女性，在涉及主体直接造成客体身体伤害的困境中，不太可能赞同功利主义行为。

道德主体地位具有社会性，而人们是不自主的道德主体，受到其所处社会现实的影响。道德主体的行使方式因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条件而异。根据这一观点，道德行为是个人和社会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道德认知理论列出了三种不同的人类主体模式：个人、代理和集体。

*个人。就个人控制而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通常无法直接控制影响其日常生活的社会条件或制度实践。于是人们会想方设法地让那些足智多谋、能够产生影响力和权力的专家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以确保获得理想的结果。结果在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下，无人可能掌控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代理。当人们尚未掌握直接影响力的手段，或认为他人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或不愿卷入直接控制带来的繁琐事务时，他们也会试图在能够施加直接影响的领域寻求代理控制。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条件下保持有效的控制，需要掌握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持续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才能获得。
*集体。集体能动性源于人类的社会化特征。人类是社会动物，人们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进步只有通过社会相互依存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人们常常与他人合作，以实现他们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人们的共同信念是集体能动性的关键要素，人们基于共同信念集体行动，而不是充当群体中某个空洞的成员。集体能动性才是社会发挥认知、激励、调节作用的关键。

'''各种就算毫无根据也都把人划成[[概念·小鬼|文化“小鬼”、圈子“新司机”]]的理论，其实和到处热捧文化“老资历”、圈内“大神”的说辞一样，大概是极端看重年龄发展，而严重忽视社会影响了，才能进而加速造成[[#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感]]两极分化，让文化圈子难以为继。'''
===道德脱离===
[[文件:0107 2.jpg|缩略图|200px]]
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常译作“道德推脱”，指的是把不道德行为合理化。这是暴力和偏见的通常起因。使用道德脱离的操纵者，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权力或经济利益。

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所描道德脱离具有很多种形式。但不限于已经发现的种类，所有形式都是让人们接受他们原本认为不道德和不公平的行为。例如大多数人本来都不愿意虐待儿童，而去人性化和其他道德脱离策略让人认为“小孩只是讨人嫌的动物”，那么这些人就可能虐待儿童。目前已有从8种道德脱离形式出发的“道德推脱量表”，用来测量这8种形式的程度。

但笔者认为，'''同样存在基于身份变化的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脱离，其动机则是自己对自己既得权力、经济利益的过度怀疑。'''

传统上，道德脱离理论主要应用于人际侵略、偷窃、欺骗、武装冲突等高道德变异度场景和行为，班杜拉称之为“非常情况”。但道德脱离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班杜拉本人2007年的一项研究便指出，人们经常以伤害他人和环境的代价进行自我服务活动。

'''事实上人们也经常以自我伤害的代价进行自我服务活动。近的如烟瘾酒瘾，远的如过分过量使用药物“比赛”和“考试”。'''

'''[[#对知识沟理论及上限效果理论的补充|多元知识沟]]对人的性格起到了巨大的差别化作用，使一个时间段内的人，永远相对别的时间段的自己、他人“穷则独善”，而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可能“达则兼济”，让一切人群都会发展出类似于[[概念/抽象黑话|抽象“亚文化”]]的对人对己、跨时空[[概念/找乐子|暴力行径]]及其辩护。'''

2014、2016年的几项研究将道德脱离视为肉类消费中的一个定位认知过程。几项研究发现，对非食用动物，食肉者和素食者评价并无差异，但对于传统上可食用的动物，食肉者就认为较少经历精致的情绪。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肉类消费方面道德脱离程度较高的人往往表现出：

*较低的普遍同情心
*较高的普遍道德脱离倾向
*经历较少的自我评价情绪反应（即有罪和羞耻）
*在考虑肉类消费的影响时，认可基于群体的人类歧视（社会支配取向）
*展示支配和支持人类等级高于其他物种（物种主义、人类至上信念）的动力动机
*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道德认同）方面对道德特质的重视程度较低
*实际吃肉的频率较高

素食者会患素食者特有的营养缺乏症，并且同样易怒。故笔者认为，如要防止各种对人伤害、自我伤害，科技界绝对有必要加速研发替代肉类的新食品，其性价比也需要高于肉类。
====八种形式====

班杜拉认为，'''“道德辩护”和“有利比较”这两种道德脱离形式，是最有效的“自我去抑制剂”，因为它们消除了自我谴责，并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的评价，使其服务于有害的活动'''—— “曾经在道德上应受谴责的东西，如今却成了自我价值的源泉”。

*道德辩护

道德脱离的一种'''核心方法'''是'''将不人道的行为描绘成具有道德目的，以使其为社会所接受。'''这就叫'''“道德辩护”'''，是班杜拉提出的一系列机制中的第一个。

它可以诱导人们绕过自我制裁并违背个人标准。例如，为了获取保护国家公民所需信息，实施的酷刑可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

它发生在决定从事某种行为之前。通常人们只有在从道德角度证明行为合理性之后，才会从事应受谴责的行为，而通过各种认知重构，错误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正义的。

宗教原则、民族主义诉求、正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为应受谴责的破坏性行为辩护。1982年拉波特和亚历山大所记录的以宗教原则为依据的“圣战”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欺骗性的道德主张难以识别，道德辩护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可能非常有效。'''1995年研究发现，'''诉诸个人道德标准和集体社会利益的辩护，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最有效。'''

'''凯瑟琳·麦格劳（Kathleen M. McGraw）1998年的文献综述发现，欺骗性的道德主张难以识别，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人们'''通常容易受到'''欺骗；
#政治交流'''通常以媒体的形式进行'''，这消除了有助于发现欺骗行为的'''非语言线索'''；
#由于社会判断偏见，人们变得'''过于关注个人'''；
#政客们互相指责撒谎并不是政治文化的常态，因此公众怀疑他们的道德主张是不自然的。

同文中，麦格劳还确定了'''政治中道德主张辩护的四种变体'''：

#个人道德标准；
#共同的政治价值观；
#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例如特定宗教的原则；
#集体利益的主张。

'''拥有高尚道德原则的人并不能免于道德辩护。'''虽然他们不太可能屈从于任意的社会要求，但当他们的原则受到侵犯时，他们也更有可能对违反者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自己被迫改动自己的道德原则的时候，无论达到效果与否，自己也都会自我辩论，然而自我辩论就可能导致明显的身体上的自我攻击。'''

*功利比较

道德脱离的另一种核心方法就是“功利比较”。班杜拉称其为'''“有利比较”'''。

“功利比较”利用了'''对比原则'''：“对人类行为的感知，会受到人类与之比较的其他对象的影响”。这样，每个人将自己的行为与其他更不道德的行为进行对比，都会造成自己轻视自己的越轨行为。对比对象越不道德，个人原来的破坏性行为就越有可能显得不那么糟糕。例如，通过将美国军事干预描绘成“拯救越南民众免遭极权主义控制”，美国对越南的大规模破坏就被淡化了。

这些所谓的“功利比较”，依赖于边沁式的功利主义道德辩护，其中有两套相联系的判断有助于使破坏性行为在道德上可接受：

#'''认为“非暴力替代方案无法有效实现预期的改变”，因此将其排除在选项之外；'''
#'''认为一个人的伤害性行为“所能避免的人类苦难，将多于其造成的苦难”。'''

'''自己对自己则有所谓的“苦尽甜来，先苦后甜，前面越苦，后面越甜，前面不苦，后面不甜”'''，甚至把自律和痛苦绑定在一起，并把自由当作忍耐的成果，以此辩称“自律给我自由”。

班杜拉本人则认为，由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也由于'''人类判断的偏见'''，在具体情况下应用功利主义计算“相当难以把握”——评估“潜在”威胁重要性的计算过程就是主观的。

'''自己对自己未来的预测，其实也是如此主观而混乱——越强烈地以为在“自我防护”，其实就越依赖对自己生活的[[#光环效应·恶魔效应|刻板印象]]。'''

*去人性化

“非人化”（Dehumanization），又称非人性化、去人性化，是指贬低、物化、妖魔化一个人，也是指对一个人的人性的不同程度否认，多少带有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双重残酷对待，以及漠视痛苦的成分。通俗的说，任何不将自己和他人都视作人类的行为或者想法均属于非人化。

非人化包括两个方面：

#否认人类独有的属性，否认那些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物种的特征，比如'''道德、理性、文明、优雅'''；
#否认人性属性，否认诸如'''温暖、能动、情绪化、认知开放性'''等特征，将人类与无生命物体不加区分。

在将人性归因于群体时，内群体和外群体偏见就会发挥作用。人们会认同自己的社会群体（内群体），而会与那些他们认为自己不认同的社会群体（外群体）划清界限。

'''“亚人化理论”'''是非人化的另一个关键方面。该理论认为，就人类独有的属性和次要情感而言，内群体比外群体更“人性化”。初级情感（惊讶、愤怒、恐惧）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动物界共有的，而次要情感（希望、悔恨、遗憾）则被视为纯粹的人类特征。这些次要情感由社会决定，并被视为人性的本质。然而，'''内群体倾向于将这些次要情感归咎于自己，却否认或淡化外群体中这些情感的程度，从而导致外群体被描绘成“低等人类”。'''进一步结果是，'''内外群体发生成员变动的时候，变动成员都会经历道德上一定程度的被人去人性化、自我去人性化。'''

去人性化使受害者看起来比其他人更“不像人”，看起来不文明、低一等级、不那么有感情。典型的策略是使用“动物”和“害虫”这样的词。在军队、犯罪组织、极端宗教组织、极端政治组织犯下的大规模暴行或种族灭绝中，去人性化的作用极大，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将犹太人视为劣等、将精神障碍群体视为“不值得活的人”，极端宗教组织将攻击对象视为魔鬼或魔鬼代言人。此时去人性化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接受甚至参与他们明知是罪恶的行为，如屠杀。

然而，去人性化并不仅限于意识形态方面。无论何时，当一个人蔑视自己或另一个人，夸大某个单一的中性或负面特征时，这样做就是意识形态之外的去人性化。“酒鬼”“瘾君子”“畜生”“大龄剩女”“废物”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多或少都否认了人之为人的社会性，使其余的社会性看起来只剩“掩盖”和“逃避”的“用处”。许多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人，在1990年代各国的犯罪恐慌中，也使用了“超级恶魔”之类的去人性化的话术。

总的来说，对人也好，对自己也好，基于一切实际和虚拟特征的诽谤、侮辱、恐吓、骚扰，其实都属于去人性化。

如果是自己对自己的形式，那么就有：“我没有人性/道德/良知……”在这种话术下，自己就会对自己做出各种伤害行为。

一人对他人的政治宣传，是一种战争罪行，可以在国际法庭中审判。但个人对自己的非人化，则仍然未经足量研究。

'''以学术界和政坛为首要，人人都应当以身作则，避免去人性化，甚至可能需要避免内外群体二元对立。'''

*指责受害者

去人性化的做法，把胜利、希望归于行凶者，把失败、绝望归于受害者；指责受害者的做法，则把守序、善良归于行凶者，把混乱、邪恶归于受害者。

如果是自己对自己的形式，那么就有：“我坏/我思想有问题/我走上了一条死路……”

去人性化、指责受害者两结合，就会生成“人的守序善良事件，有效避免人的混乱邪恶事件的发生”之类的印象，无视实际功能不同的可能性。

*强改标签

在“去人性化”和“指责受害者”当中，加害者都会给自己或他人强行地增减标签。这能够让施害者看上去很善良，看上去是在同情受害者。

强改标签种类繁多。

其中一种依赖于'''“净化语言”'''，在政府中很常见，比如用“附带伤害”指代对无武装人员的杀害，用“强制收容”来指代对被收容者的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置之不理。对于自我伤害，则有“我对自己以后变心的防备是对的”这样的话术。

还有一种是'''“无主体被动化”'''，借助这种语言工具，'''人们可以营造出一种假象：应受谴责的恶性行为源于难以形容的力量，而非人类自身。'''例如，当一名司机向警察解释他是如何撞坏电线杆时，他说“电线杆正在靠近。我正试图躲开它，结果它撞到了我的车头”即是如此。对自己，则有“我做错事是自然规律造成的”等说辞。

各种合法企业的专业术语都可能在非法情况下被不法分子滥用，以美化他们的有害行为。在水门事件的词汇中，犯罪阴谋被称为“游戏计划”，而阴谋实践者则被重新贴上“团队成员”的标签。

自己对自己则有着“自我约束”和“忍耐考验”的话术。

*重画靶子

这种策略也叫“结果合理性”，试图证明'''虽然某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结果是好的。例如，电影《复仇联盟3》中，灭霸想要消灭宇宙中的一半人口，以保护宇宙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些对子女造成伤害的父母、一些对学生造成伤害的老师总是说“我这是为你好”，却不承认自己造成的伤害。

自己对自己重画靶子，则有如“发泄一下，以后脾气就小了”的话语。

经济结构的变迁对道德的改变堪称“全面倾覆”，人们最多只能确保自己做的事合乎此时此地的道德。顶着历史巨变走道德程序和结果评价，那么所有评价自然都必然进入“道德相对论”。

*暴力自容与道德相对论

道德相对论指出的“道德的标准不是绝对的，没有人能满足所有人关于道德的标准”已成事实，但将其庸俗化之后就颇为极端，成为暴力自容：“一个人可以像温暖的春风一样轻抚朋友，像冷冽刺骨的冬风一样狂扫敌人。”

这种庸俗化不但被人强行指代道德相对论，更会导致人们用暴力对抗暴力，继而发生“对后果的扭曲”。

倘若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用暴力自容，则有“我做对了，我对自己好；我做错了，我对自己狠”的话语。

不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形成了不尽相同而又都耸人听闻的[[#社会道德认知理论|社会道德认知]]，自古以来相互交织形成了各种支持暴力自容的思想，但非暴力抵抗有望减少这种恶性循环。'''非暴力抵抗不仅更合乎道德，而且长期来看更有效。'''

所谓的“对自己好和狠”也是这样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余波影响，'''但非暴力的自我要求更加利于自律，而且长期看来更有效。'''

*另设后果

另设后果分两种：

#'''歪曲后果，否认自己的行为是弊大于利的。'''例如，当孩子控诉父母的虐待时，父母的反应可能是“没有我你能长这么大”，“没有我你能考上大学”。但是，父母的虐待与孩子考上大学这二者之间可能根本无关。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变得更加坚强，但是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变得更加脆弱，变得怎样都不是施害者施加伤害的理由。
#'''忽视后果，否认自己的行为造成任何后果。'''例如，当孩子控诉父母的虐待时，父母的反应也可能是“你不也挺过来了么”，“没有这些事你也是现在这样啊”。但是，父母的虐待与孩子的正常生活这二者之间可以相互矛盾。有些人受到伤害而生活质量却没有变差，但是仍然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变得更加脆弱，生活变不变都不是施害者施加伤害的理由。

'''用暴力对抗暴力，与生活质量的变化有关，却与暴力本身的结束无关，故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生活质量无限期的下降。'''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生活质量受损，而就此作罢，甚至结束了暴力循环；但是有些人没有因为受到伤害而生活质量受损，故会不自觉地用暴力对抗暴力，甚至扩展了暴力循环。而生活质量的两种变化都会造成极端情况，故不是复仇者施加暴力的理由。

类似来讲，自我歪曲后果如“我做对了，我对自己好；我做错了，我对自己狠”当中，做事的对错也不是对自己好、狠的理由。

而也有“我对自己怎样好坏都行得通”的自我忽视后果话术，当中“怎样……都行得通”也并不是对自己“好坏”的理由。

*转移责任

转移责任，可以声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对自己则有“我一直都这样”和“我不这么做就不是我了”等等。

'''此即所谓“平庸之恶”。'''而笔者认为预防要点可以从汉娜·阿伦特的解释扩写成：

'''用此时此地的自己去坚持、加强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不要服从权威，也不要仰仗自己别的时候的权威。'''

====形成原因====

关于道德脱离本身的原因研究较少，但是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洞见。

*'''上中下层级包夹问题。'''自对米尔格拉姆假电击实验的研究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组织都存在着一套清晰的层级链：上层人员制定计划，然后将其传递给下属（即执行者），再由执行者执行。由此看来，个人距离最终结果越远，可预见的破坏性影响的约束力就越弱。但在这种层级体系中，处于顶层和底层之间的人通常缺乏个人控制，因为他们可以逃避制定计划的责任，也不参与决策的执行。'''中间的人作为传递者，他们试图树立尽职尽责的榜样，进一步使其上级合法化。因此，与负责制定新计划的上层相比，与负责执行并承担后果的下层相比，都是中间人更容易贯彻破坏性命令。'''如果收窄到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长过程行为，那自己在记忆和回忆的中间强化过程中、计划和收获的中间行动过程中，最容易发生自我破坏性。

*'''长期精神障碍或长期人格障碍。''' 伯特兰·罗素认为“多样性是幸福的必要一环”，而许多有这些性质的人的生活，则恰恰缺少多样性。于是他们独把自己此时这一种精神状态当作英雄的精神，而把其他的精神状态都当作走过场的精神。这些案例相对少见，但是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或者精神障碍受到各路激励、人格障碍受到各路强化，那么情况可能会很危险。

*'''与闪回有关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物质滥用障碍。'''被虐待的任何人群在此后可能发生闪回现象，总是感觉自己回到了迫害现场，为此不敢不千方百计，做出对生理和心理痛苦的种种回避。但其中被暴力胁迫而不得不伤害自己、他人的人员，闪回还会加上自己身不由己做错事的场景。后一种闪回就会让人从感情到知觉的整个意识，不定时回到这一不可控制的过去，也就是把此时此地的自己，当成彼时彼地的奴隶、冤狱犯、黑工、自己等的被迫加害者，而把此时此地自己的亲属、知己、帮助自己的人、其他受害者……任何人，甚至此时此地的自己，都当成彼时彼地被自己不得不伤害的奴隶、冤狱犯、黑工、自己等。另一方面，一些种类的物质滥用同样伴随着对人、对己的自我伤害，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可控的闪回，此时可能让人不可控地对更强的他人、更强的自己也都施加暴力，但同样属于道德脱离。'''总之这些闪回，都完全可以通过道德脱离，导向下一轮闪回，再倒向下一次道德脱离，甚至如此无限期反复循环。'''

以上几种情况也有可能多合一地发生在一件事上。

[[《针对阴谋论者的钓鱼》|阴谋论]]本身就经常属于道德脱离，但或许也已经整合以上全部因素，起到了四联互相强化的作用。英文维基百科“阴谋论”页面这样写道：

 2023年，马塞尔·丹尼西（Marcel Danesi）认为，相信阴谋论的人很难重新思考情况。接触这些理论会导致神经通路变得更加僵化，更不容易改变。最初容易相信这些理论的谎言、非人性化的语言和隐喻，导致人们接受更大、更广泛的理论，因为僵化的神经通路已经存在。重复阴谋论的“事实”及其相关的谎言只会加强这些通路的僵化。因此，阴谋论和非人性化的谎言不仅仅是夸张，它们实际上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不幸的是，对大脑这种结构的研究还表明，一旦人们开始相信谎言，即使面对与他们的信念相悖的证据，他们也不太可能改变主意。这是一种洗脑。一旦大脑形成了一条相信谎言的惯性道路，就更难走出这条道路——狂热分子就是这样诞生的。相反，这些人会寻找证实他们信念的信息，避免任何与他们相冲突的东西，甚至颠倒相反的信息，以使其符合他们的信念。
 “信念坚定的人很难改变想法，因为谎言在脑海中根深蒂固。事实上，仍有科学家和学者在研究如何通过大脑训练和语言意识相结合来对抗谎言。”

而一些阴谋论者可能：

*对层级上中下、时间前中后有依赖性，无论同意“让阴谋加害者与受害者沟通”与否，无论同意“让善意的阴谋实施者与接收者沟通”与否，自己都允许“各种阴谋家”或“阴谋覆盖者”至少其一，自己形成层级“上中下”和时间“前中后”，甚至到了“自己对自己的预测、管理”方面都过分强调“重在过程”；
*自身本就患有长期精神障碍或长期人格障碍，但感觉过于痛苦，或者社会生活质量受损过多，故遇到那些自称能够止痛、止损的恶意、善意阴谋论时，就更会选择主动依附，也会更难阻止自己被他人介绍劝诱；
*已经受到了愈演愈烈的闪回和道德脱离恶性循环影响，故选择加入或被动引入与闪回场景有关的恶意、善意阴谋论，此后无论自觉与否都成为宣传鼓动者。

2008年，James R. Detert、Linda K. Treviño和Vicki L. Sweitzer提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道德脱离。基于他们的研究，他们发现某些个体差异可以预测和影响道德脱离：

*更敏锐地意识到他人的需求和感受可以防止道德脱离行为，'''同理心强'''的人不太可能在道德上推脱伤害他人的行为；
*犬儒主义特质的人'''对他人缺乏信任'''，使得他们更容易疏远他人，并转移责任、指责受害者、去人性化；
*那些'''认为人生经历和结果源于外部力量'''的人，更有可能在道德上脱离；
*'''道德认同的自我重要性'''越高，个体就越不容易出现道德脱离——对于这种人来说，“道德关切”和承诺，在他们的自我定义和自我概念中至关重要，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将破坏性行为和有害行为在认知上重构，认为成了“道德上可接受的行为”。

''据此，笔者猜想：''

*''更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需求和感受可以防止道德脱离行为，'''''情感表达力强'''''的人不太可能在道德上推脱伤害；''
*''虚无主义特质的人'''''对自己缺乏信任'''''，使得他们更容易情感淡漠，并转移责任、指责受害者、去人性化；''
*''那些'''''认为人生的态度和价值源于生命形成前、出生前、死亡后、消灭后'''''的人，更有可能在道德上脱离；''
*'''对当下境遇道德认同的自视重要性'''''越高，个体就越不容易出现道德脱离。''

中国境内，2018年济南大学对两组男女比例大致为1:2的有效问卷进行了研究，又认为：

 Gilligan (1983）认为在道德判断的倾向上，男性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较少受移情的影响，具有“公正”的道德倾向；女性则会被情感和移情影响道德判断，具有“关怀”的道德倾向。虽然近十几年的中外研究结论认为，道德判断中的“性别差异”更多是由假设情境而非真正的认知差异引起（Jaffee & Hyde, 2000; 邢强, 2005），但是根据该理论，女性的关怀移情会使她们更难抉择，因为两难选择无论如何都必定伤害其中一方；而男性则会比女性更易作出符合他们判断的选择。
 城乡差异方面，中国农村由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约定俗成的“礼”维持着社会的有序运转，逐渐形成了遵从权威、从属集体的习惯；而城市则由对社会契约的重视、对违约惩罚的恐惧形成维持社会运转的“法”（费孝通，1998）。相较而言，城市的人们独立意识更强（黄任之，任孝鹏等，2014），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在这样不同的行为准则与环境下，城市户籍的被试更倾向于以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原则进行决策……

 本研究认为，追溯定义及特征，道德推脱是人们做出具体行为之前的认知过程，善于运用道德推脱机制的高道德推脱水平个体更能令自己接受“某些情况下为了达成目的，牺牲是必要的”（McAlister, 2000），因此道德推脱水平与被试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倾向存在正相关……

 控制被试的道德判断原则之后，不同原则的被试道德推脱与黑暗人格呈现出了不同的关联情况。伦理主义倾向的被试，道德推脱水平与精神病态维度得分联系较为紧密，而功利主义倾向的被试道德推脱水平仅与黑暗人格总分有显著的弱相关，与其他维度相关不显著。
 在被试进行两难选择的冲突程度方面，伦理主义倾向的被试，内心冲突程度主要受黑暗人格得分影响，特别是与权术主义及精神病态维度联系较为紧密，分数越高越容易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而在功利主义倾向的被试中，主要由道德推脱水平影响内心冲突程度。
 虽然被试的功利主义倾向道德判断不能简单地由缺乏移情来解释（郑苗，2015），但移情与共情会影响被试做出选择时的冲突程度……

“权术主义”即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

====如何治愈====
与道德脱离相反的是'''同理心和尊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有类似的信条——尽可能地高人性化，呼吁每个人都给予别人自己想要的待遇。这意味着世界上不应该有“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所有人都理应是平等的，理应都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中国传统思想中孔子的《论语》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7:12）也写出“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多数人生来就有同情心，随着成长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社交规范和表达情感支持。但在这个极端意识形态被算法推得喧宾夺主的世界，所有人都需要更快学会如何应对。

米尔格拉姆（Milgram）著名的关于服从的研究也提出了削弱责任扩散的方法。在他的实验中，许多参与者可能被迫给“学生”施加不存在的高压电击。但是实验过程没有视觉刺激，只是“受害者”配音演技逼真。如果他们用眼睛看到了电击的恐怖影响，或者权威人物反而不是近在身边（比如是通过电话或对讲机），他们的服从程度就会极大地降低。

'''这说明人对自身道德脱离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越能激起共情，或与道德脱离者信息交流得少，就越会唤起人道精神。'''

而对那些自己对自己道德脱离的情况，则需要改变自我效能感的方面，更少利用、更少关注道德脱离情境。

一些相关而具体的行动措施，可以帮助人们主动成为社会中的建设性力量：

#新闻学和[[#传播学|传播学]]作用极大，对它的正确利用能帮助人们靠近人道主义，防止道德脱离。
#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相关的情况下，认知行为疗法或正念疗法等干预措施更可以帮助人们处理自己的感觉，并为移情创造更多的空间。
#批评时，无论是对讨厌的人、犯下可怕罪行的人，还是对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要使用道德脱离的语言。可以批评观点或行为，但是不要称自己、提出人、实施人、其他人为“怪物”“变态”“尼安德特人”“缺乏德性的家伙”。
#用问题或陈述引出移情。大多数人都有同情心、自我同情心，因此完全可以试着不在意“刻奇”，去这样说：<br>“我认为如果我亲生的孩子和他们的处境一样，我感受必然不一样。”<br>“我试着想象我带上无知之幕，一开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会是什么样子。”<br>“我也想求同存异，达成共识。”<br>“我认为那样的人也有生活，也想要同样的生活条件。”<br>人们可能会得到一些PTSD的反应，但是能让一个人认识到人性，功远远大于过。如果想要更深入地引起移情反应，可以参考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的播客“The Talk”，它涵盖了三个步骤：再人性化地对待他们；指出问题所在，询问对方的想法；讲述一个“讲述人如何发展自己的爱与尊重”的个人故事。
#无论经审查与否，都避免存储、避免收发道德脱离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时不时会看到这种内容，它们有着比“震惊”“天啊”之类更加夺人眼球的标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发布对事件的分析仍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径直转载就有问题了——数字文件经过再多传播，冲击力也是无法减去多少的，而且每个人都不会以同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内容，控制不足最终就会导致极端主义事件和自杀自伤事件的增加。
#要相信唯一的自我提升、对人提升方法，就是相信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德性；相反地，越是否认自己、他人有道德，就越是无法提升任何人。无关客体的逻辑正误，存在不安全感、某种特殊需求才会发表对人对己的负面评论；而获得安全感和良好的生活，反而是不需要贬低自己、贬低他人的。
#非弱势成年人多会攻击儿童、肢体残疾人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但弱势地位的人找不到更弱势的人群，就多会自相施加暴力。两个过程都属于暴力的“向下传导”，成因及危害都极其深远，因此越有权威和权力就越要学会预防下一次道德脱离、下一次自我道德脱离。
#要意识到，并用非暴力抵抗手段，抵御自身、周围的道德脱离。人们包容什么不包容什么、有多少[[#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取笑不取笑某种情况、有多少“忠诚——敌对——中立——背叛”的先占观念，都要有（且已经存在）非暴力抵抗的介入。

====复仇无用====
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说：“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被道德脱离吓坏了的人来说，不要因为这种恐怖而滑入复仇的黑暗。

例如，在“反法西斯运动”（Antifa，或“安替法”）中，一些人认为德国纳粹及其后代“不配为人”，这与当初的纳粹认为弱势群体“不配为人”相似，只是复仇顺位不同。

就算是弱势群体也是人，而不是“怪物”；但就算是那些鼓吹种族主义的人，就算是那些拐卖儿童、妇女的人，同样也是人，而不是“怪物”。前者的行为是不可理解的、刻板的、有限的、少见的；后者的行为是可恨的，贪婪的，暴力的，甚至是可怕的。但是对于两者，我们要纠正、能纠正的是行为，而不是作为人的存在。

有的纯属是各种组织失能的受害者，在被政治操弄；有的遗传了父母、祖辈的精神病性障碍或人格障碍，因此无法控制自己的道德认识；有的曾长期经历无法逃脱的人道灾难，因此对道德的看法依赖于无法控制的暴力；有的沉溺于损害精神的成瘾品，因此无法控制自己的一般认识。但每个人都仍然是人，承认这一点对于减少去人性化是至关重要的。想要一个更人道的社会，就不能使用道德脱离的方式。

对自我的道德脱离同样遵守这点——仇恨自己任何一段道德脱离的时间也都没有用处。

= 社会学 =
{{需要补充}}
===结构行动理论===

纪登斯（Giddens，1984）的结构行动理论（structuation theory），主要探讨行动者（个人）和组织两者间的结构特性在交互影响下对于社会结构产生变化的过程。

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交互时，可以透过不同的“模式”生产“规则”和“资源”，稳定社会系统，对人们形成制约力量；但行动者也可能改变原有的“规则”和“资源”分配情形，这称之为“行动者的能动力量”。

但Sewell（1992）认为纪登斯过度依赖“规则”，故修改了吉登斯的论点，重新定义“资源”为“文化图式的体现”。Sewell认为，这几点都有变化：

*结构的多重性
*图式的可转位性
*资源积累的不可预测性
*资源的多义性
*结构间的交集

多种结构的存在意味着：'''那些行动十分系统化的行动者，能够对资源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图式”。'''

源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论的“可转换的图式”，更可以“应用于在最初学习的内容之外的范围广泛且不完全可预测的情况”。这种能力“是文化图式知识所固有的，而文化图式是社会所有最低能力成员的特征”。

*行动者可以随时随地修改“图式”，在行动累积资源与预期不符时也是如此。如：一个笑话的效果从来都不是相当确定的，但喜剧演员可能会根据它获得的笑声量来改变它。
*不同行动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图式”来解释特定的“资源”。如：指挥官可以将他的财富归功于军事实力，而其他人则可以将其视为来自神灵的祝福或者好运气。
*各种结构经常重迭，把解释复杂化。如：资本主义社会，在结构上既包括私有财产，又包括工人团结一致的生产。

'''世界各路普通公民甚至意见领袖，把意识形态战争打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却只把一个个传媒公司老板和广告主喂得肥头大耳，其差距就在此。'''

= 传播学 =
{{需要补充}}

===知识沟理论与上限效果理论===
知识沟理论是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P.J.Tichenor）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这一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经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抛开键政人“路线先于知识”的限制不谈，恶俗势力在当今全球活跃网民心目中为何被“神圣化”，以及此种刻板印象能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此理论及其驳论综合看待。'''
====知识沟理论的背景====
1960年代美国的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明显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常常是在进入小学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学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贫困的儿童，在学前没有钱请家庭教师，没有钱购买启蒙读物。进入小学后，二者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差距。有关研究证明，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两极分化。

面对上述情况，一股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在当时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来改善贫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条件。

通过制作儿童启蒙教育的电视系列片，利用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就成为“补充教育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于是，针对这一目的制作的《芝麻街》电视系列片应运而生。

然而对于该系列片播放后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芝麻街》播出后虽然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总的实际效果却是扩大了贫富儿童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的差距。因为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富裕儿童。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将同样的知识或信息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传媒的机会上并不存在平等与否的问题，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并不是如此简单。对此，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为主的“明尼苏达小组”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于1970年在《舆论季刊》上提出了“知识沟理论”。
====知识沟理论的主要内容====
蒂奇纳（P.J.Tichenor）的知识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二者这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恶俗系背后的整个黑产流水并不及一家开在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九牛一毛，结果是不能改变权贵，反而只能被权贵操纵，或者不会被权贵看中；但世界上不乏赤贫人口，其中十个人也花不完一个黑产人的钱。由此网络违法犯罪人员经常处在一个“欺上瞒下”且“上不去下不来”的位置，而一旦某个中等收入群体被视为剥削帮凶，或所有中等收入者都被如此仇视，他们则都会被简单视为“买办”和“打手”，由此打草惊蛇引发[[#复仇无用|复仇心理]]，倒逼反感恶俗的中等收入者、好奇恶俗的中等收入者，认同或加入恶俗圈及相关犯罪组织。''

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蒂奇纳认为，还有五个因素是造成“知识沟”扩大的原因：

第一，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然而今天，现实方面的洗稿书、抄袭文，网络方面的营销号和AI，都导致换汤不换药的内容篇数爆炸，根本超出了真实世界一切读者的心理预期。''

第二，知识信息储备上的差异。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教育渠道得来的知识越多，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也就越快。''然而2020年以来的大众传媒与正规教育本身自我分化形成的天壤之别，已经直接体现在大陆“网课爆破”和美国“神创论重进校园”等现象上。''

第三，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教育通常意味着日常行动圈子较大，参与更多的社会团体，人际交往更多，由此扩大了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话题的机会。社交活动越活跃，交往的范围越广，获得知识信息就越快、越多。''然而大量自诩“看客”的人常年被固定在工位上甚至课桌前，反倒是中外多语恶俗系（中有[[狗窝/神奈川冲浪里吧|神系]]，外有[[狗窝/8chan|8chan]]）通过极端键盘政治言论结识了大量的老派异见分子以煽风点火、拉帮结派为工作（注意NPO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也都有奖惩手段）。''

第四，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和记忆，可能是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众媒介的研究始终发现，人们往往以符号（既有信仰，又有价值观）的方式解释记忆信息。也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大众传媒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就越高。''这样，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环境下，各路网络暴力重视恶搞的特点无疑能掀起一场又一场“灵魂深处闹享乐”的风暴。''

第五，发布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性质上的差异。迄今为止，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科学知识、公共事务和新闻一般重复较少，而当今的广告重复较多，而重复有利于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对话题的学习与熟悉。''然而与各种正式文件、滚动播出新闻的重复化，与网上网下各类洗稿抄袭套路结合起来看，恶俗系惯用的“串联”方式，也难怪会从围观“大字报”转向围观开盒详细信息。''

====知识沟理论的体现====
知识沟理论认为，在操作上，知识沟至少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表现：

'''第一，经过一段时间，文化程度高的人，对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的获取速度，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快。'''

'''第二，在特定的时间里，经过媒介大量报导的话题，比未经媒介大量报导的话题，对其知识的获取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更高。'''

“知识沟理论”认为，理论中的各种差异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会处在有利的地位，这就是造成知识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大众媒介流量继续增加时，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态度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知识沟也随之加深。

''网络暴力方面的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可以对地位不够高的人迫害得更快、更准，因此更狠，但反之则不然。[[刘慈欣事件]]支持者[[恶俗维基#碰磁娱乐|在维基百科吹嘘恶俗“反威权”和“反媚俗”]]，实属倒打一耙。''
====上限效果理论及其否证====
与知识沟理论持相反意见的是J.S.艾蒂玛等人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论。

上限效果理论是由J.S.艾蒂玛和F.C.克莱因于1977年提出的，是指：个人对特定知识的穷追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的也就早；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赶上前者。这是对“知识沟”理论的否定。大众媒介传播的多是普及性知识，无论富有者还是贫困者从大众媒介那里得到的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大众传播带来的结果不是社会知识格差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

通俗地说，艾蒂玛的观点表明，由于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的作用，社会的“知沟”一开始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最终还是会缩小，其理由是由于三个“上限”的制约：

第一，信息源的性质所决定的“上限”。大众传媒传播的知识只是某一范围、领域，某种程度上的“一般”知识，并非是“高、精、尖”的知识。无论处于什么经济地位的受众，都不可能从大众传媒中获得超过这个范围、领域、程度的知识。

第二，受众本身具有的“上限”。在大众传媒的受众中，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在感觉到自己的某种知识已经充足的时候，就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这方面知识的追求。

第三，现有的知识已经达到“上限”。如果受众个人的知识程度已经高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他们便不会再通过大众传播去寻求知识。

''这就可以解释“恶俗神圣化”的起因：如果上限效果理论成立，那么恶俗被“神圣化”之后，可以造成所有人都达到网络暴力“天花板”，实现网络暴力的“泛化”“内卷化”；抽象系所说“人人都骂孙笑川，人人都是孙笑川”，社会上全员互害，事情结果就会是网络上建成基于威慑的赛博乌托邦。''

上限效果理论提出后，学界对此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学界认为，上限效果理论所说的“上限效果”，虽然在大众传媒受众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获取过程中是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个假设也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从大众传媒受众个人在整个一生追求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一定存在，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这是因为，受众个人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领域追求获取某一特定知识会出现“饱和”，这些知识的增加会出现停顿。这时，他们就会开始对下一个新领域的知识的追求与获取，这就必然会增加他们的知识总量。

第二，知识是会不断更新，逐渐老化的，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在追求获取知识方面即使在后来某个时候到达了社会经济基础位高的人的“上限”，而这时因为时境的变化，他们获取的知识的实际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那种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知沟”，实现普遍社会平等的观点是不成熟的。

''这样，恶俗人就不能够“在所有的时间迫害所有人”，但能够从过去至未来不断涌现，重演迫害。''

恶俗势力认识到'''恶俗被“神圣化”之后“泛化”“内卷化”'''的潜在后果，就完全有机会分化成伺机再骗的“精英主义恶俗”，和求安全感的“民粹主义恶俗”两个流派；一旦二者合流，反倒能说明这时的恶俗“不神圣”了，“泛化”“内卷化”变少了。

'''不从经济、外交、法治下手，只想实现文化上的平等，就是明珠暗投。'''
====对知识沟理论及上限效果理论的补充====
日本学者儿岛和人认为，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知识沟”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在贫富阶层之间，而且会广泛地表现在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文化之间——这些或许是蒂奇纳和卡茨曼在分析“知识沟”的原因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若真是这样，那么“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以及文化之间”也会有和阶层之间一样的“知识沟”，而“知识上限”差异就加倍复杂化了；不从经济、外交、法治等海量差异的方面下手，却只想实现文化上的垄断，或者想“垄断和平等两头下注”，也都是泥牛入海，具体下场可以参考Sweet Baby公司。''

====缩小知识沟的对策====
为了缩小知识沟，有许多学者提了两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从硬件方面，必须对不发达地区或低收入者阶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

'''第二，在“软件”方面，必须提高社会成员的“媒介使用的能力”。'''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激发他们强烈的欲望，培养他们的勤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

'''但结合[[#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感适中最优]]的规律来看，如果[[#谷歌效应|主观能动性处处受制]]，如果求知欲望不确定，如果意志品质不稳定，如果把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集会等传媒都当成两极分化的情绪干扰器，那么缩小“知识沟”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恶俗系是第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讲效果不讲道德]]的网络剥削者，[[#道德脱离|对道德的双标使用]]也是网上最重的。“躺平”本身的爆火少不了神系恶俗人员（骆华忠等人）打响第一枪的恶，还请读者不要all in给躺平者带着奋斗者一起毁灭的猜测。''

===网络论战===

网络论战（英语：Flaming），日语称“炎上”，指网络社群内的争执。Flaming这个词汇从The Hacker's Dictionary出现，形容愤怒或无理的文字在对此主题有兴趣的社群成员中传递，以反驳其他成员的观点、追求他人认同、彰显自我优越感。由于匿名而缺乏真实世界线索，又存在文化差异，新成员也就越发难以遵守规范，最终导致网络论战比真实生活的论战来得频繁。相比面对面沟通，网络论战更容易隐藏身份，因此更容易挑拨：线下面对面沟通可能不会留下记录，但是网上就不一样了，讯息传送出去就难以删除，所以务必“三思而后言”，避免不必要的战争。

比起电子邮件，网络论战更容易发生在线上聊天群。同一段信息，每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境都不一样，解读也都不一样，争端就随着人数增大。

论战的起因，分成几种：
*收到的信息与自己想法互相排斥
*为了金钱利益、拿别人钱办事挑起论战
*为了回避损失、受到别人威胁挑起论战
*自动回复
*把人工智能幻觉当真
*一方反串成两方，发表相矛盾的言论

若站长、版主只是压制论战，过程没有协调、公平投票，社群成员的向心力往往就会降低，议题的质量也无提高的可能。但管理员如能秉持中立性，适当依照版规来纠正论战观点，或是惩罚谩骂的网友，则有助于维护成员的向心力、提高内容的质量。

*在社群认同的研究结论比较矛盾：
**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论战会导致无意义的谩骂，破坏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
**但也有相关研究认为，论战有利于社群意识的加强。
*在议题方面也有研究结论：
**有学者认为，论战会使得讨论失去焦点，偏离当初的主题，所以论战对于议题内容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但若是论战本身可以通过管理者来修正，或吸引专业者、高信用者的参与，使论战脱离人身攻击，纠正议题的发散，论战内容层次就会有大的提升。

'''归纳可知，三种人不适合参与网络社区的管理：'''

*认同[[实名/张钦瑞|“害人不需要理由”]]的人
*沾黑产买卖的人
*上述两项都占的人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
====缺乏社会情境线索假说====
过去学者认为，电脑中介传播无法传递社会情境线索。人传出消息，可能有人类发出的回复，可能有非人类发出的回复，可能有一人分饰多角，可能有多人分饰一角，次数多了就有[[#去人性化|去人性化]]的现象。

比如，Sproull & Kiesler于1986年提出了“缺乏社会情境线索假说”（cues-filtered-out）。

社会情境线索（例如性别、年龄、种族等）越多，用户受到的规范就会越多；缺乏社会情境线索时，可能造成“免于受到限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nstraints）和“免于负责任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ponsibility），用户容易批评和诋毁他人。

如书信往来、书报论战的时候：

*知道对方是长辈（或位高权重），所传的消息就受拘束，而变得不敢乱讲话
*不知道对方是谁，就会口无遮拦

而“缺乏社会情境线索假说”认为，电脑中介传播缺乏社会情境线索，所有用户受到的规范都很少，因此是一个参与者地位平等的区域。

'''但其实所有用户都有“免于受到限制的自由”和“免于负责任的自由”，一样容易批评和诋毁他人，所以更难找到“高情商对话”。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此二种“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则恰恰相反。'''

然而随着网络技术走向的变化，黑客攻、防，社工攻、防能力，道德败坏五全的黑客，及其控制的团体，得以走上网络社交高位：

#普通人群批评、诋毁黑客（或其控制的团体），有概率遭到对方网络、社工反击；
#黑客方面的迫害准而且狠，普通人群的迫害容易打空、误伤；
#黑客方面的经济损失远小于普通人群，而[[#知识沟理论的体现|知识与经济条件的正相关]]导致普通人群更难学习反制知识；
#黑客方面的走向分三种：
##足够不自恋的，会适可而止……
##自恋的，会乐此不疲，甚至迫害到普通人出事不得不退场，还会换成迫害下一个对象；
##各种慕强的，也会模仿自恋的。

'''白帽子应有的道德条件，应起的关键作用，值得关注。'''

====社会临场感理论====

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认为，介质越能传递多方面消息，越能使人有置身现场的感觉，因而其社会临场感越高。

例如，人传消息给对方时，对方马上“已读”，人就感觉对方存在感很强烈，这就是高社会临场感；但对方如果没有马上回复，人就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这就是低社会临场感。

由于电脑辅助沟通是以传播消息为主的介质，因而相当多丰富的人际非语言传输过程中被损耗（吴殊蒨，1996），电脑中介传播一直被归类为低社会临场感的介质。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由电脑中介传播的消息不再只局限于文字，亦能进行影像、声音的传递，因而电脑中介传播已不能被粗略的划分为低社会临场感的传播介质。

Tu和McIssac在2002年关于社会临场感的研究中宣称：“社会临场感对在线教学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参与的频率并不代表很高的社会临场感。”

在对51名志愿者的互动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时，Tu和McIssac发现：

*社会环境在主动学得的定性技能组合方面取得积极的影响，在被动学得的精确行动方面却没有
*在线交流与参与者的定量和组织技能更密切相关
*在线交流在网上互动中构成使用的技能，以及交流的方式

因此，Tu和McIssac确定了三类变量，而正是这些变量才对社会存在的推动或感知产生了更强的积极影响：

{| class="wikitable"
|-
!           !! colspan="3" | 维度
|-
! 变量 !! ''I. 社会背景'' !! ''II. 在线交流'' !! ''III. 互动活跃性''
|-
| 1 || 熟悉收信人|| 打字技能和准确性技能|| 及时响应
|-
| 2 || 断言/默许|| 使用表情符号和副语|| 交流方式
|-
| 3 || 非正式/正式|| 实时讨论的特色|| 消息的长度
|-
| 4 || 信任关系|| 讨论板的特色|| 正式/非正式
|-
| 5 || 社会关系（爱和信息）|| 语言技能（写作和阅读）|| 任务类型（规划、创造力、社会任务）
|-
| 6 || 对科技的心理态度|| || 组的大小
|-
| 7 || 访问权和位置|| || 传播战略
|-
| 8 || 用户特点|| || 
|}

'''所以，越是与多媒体私域通信相关的技术，其发展就越能够促进网络暴民从人肉搜索走向“黑现实”的道路，并结合[[#超人际交互模式|超人际交互模式]]，在更快迫害他人时，更快[[概念/恶俗化|形成网络暴力组织]]，层层加大危害。'''

或许同样的机制也影响了传统媒体及其观众当中，渲染暴力新闻的相关事件，但通常社会背景、在线交流、互动活跃性不能三全，因此难以成更大气候。

'''应该针对互联网自媒体及其矩阵这种高社会临场感介质，用人道主义进行“对冲”缓解暴力'''，但对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电影院、游戏聊天室这种社会临场感不够高的介质则可以放松一些。

====介质丰富度====

Trevino等人（1987）以介质丰富度（Information richness）形容传播系统对信息的负载量，把传播管道分为贫乏与丰富两类。

用来决定介质丰富度的指针有下列四项：

*立即反馈的能力
*是否可传递多重线索（如肢体动作和语言结合等）
*使用自然语言
*介质的个人化焦点

若传播媒具备上述所有或大部分特质即为丰富媒体，反之则为贫乏媒体。

丰富媒体拥有比较多的资源，使聊天能更能了解消息内容，也能降低不确定性；贫乏媒体比较适合明确性任务，如工作中文字消息的交互，因此消息也充满不确定性，必须配合其他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介质，才能快速的处理消息。

Daft & Lengel（1986）认为：

#丰富度最高的介质是面对面传播，具有立即反馈功能，并能提供多重线索，且能以最自然的语言进行沟通；
#其次则为电话，介质丰富性虽缺乏肢体语言等的多重线索，但亦具备立即反馈能力，以最自然的语言进行沟通；
#第三则是属于电脑传中介传播中的电子邮件，大部分使用自然语言，可快速提供反馈，但无法提供立即反馈。

依据介质丰富度理论，如要达到亲密关系最好是使用面对面传播；但是文献也指出，某些情况下使用电脑中介传播也能达到正面的效果和满意度。

电子亲密关系理论（electronic propinquity theory）解释了这种落差。它以心理上的亲密感觉为主要概念，主张：

*透过电脑中介传播也可以产生如面对面沟通的的亲密感觉。

影响亲密关系的因素包括：

*带宽：介质带宽越大，亲密感越高；
*立即反馈：反馈速度越快，亲密感越高；
*工作的复杂度：复杂度越低，亲密感越高；
*沟通技巧：沟通技巧越好，亲密感越高；
*沟通规则：沟通规则越少，亲密感越高；
*沟通管道的数量：沟通管道数量越多，亲密感越高；

介质丰富度理论是在互联网广泛使用之前发展起来的，然而互联网引入了电子邮件、聊天室、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应用等一系列介质。一些人质疑介质丰富度理论能如何预测新媒体用户选择什么。

Carlson和Zmud（1999）提出了'''频道扩展理论'''（channel expansion theory），和介质丰富度理论相左，强调人们的经验会决定对电脑中介传播的偏好和丰富度的评估。频道扩展理论假设：

*个人使用某个特定的介质的资历越长，经验越丰富，该媒体的丰富度评价就越高。

但Kock（2004）又辩回去：人类的非词汇交流方式和器具，如面部表情、手势和肢体语言，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因此，必须看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自然性具有重要意义。Kock提出'''介质自然性理论'''（Media Naturalness Theory），假设：

*由于面对面交流是最“自然”的交流方式，我们希望我们的其他交流方式尽可能的近似面对面交流。

介质丰富度理论强调，面对面的交流丰富度最高，多多益善；介质自然性理论则强调，面对面的交流自然性中等，不偏不倚。介质自然性理论还指出，面对面的交流距离越远（无论丰富度高低），理解信息越需要更多的认知处理。

Hantula、Kock、D'Arcy和DeRosa在2011年提出'''介质补偿理论'''，认为频道扩展理论和介质自然性理论相容。作者解释说“介质补偿理论”是专门针对两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

*虚拟沟通、虚拟工作、虚拟协作、虚拟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有时甚至比面对面的还成功），这与Kock的介质自然性理论相冲突
*人类物种在受限制的自然地区利用面部表情、手势和肢体语言等自然的通信方式在小群体中进化，但已经能利用电子通信媒体（如短信、电子邮件、网络会议、在线论坛）使大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之间有效地协同工作

把介质丰富度理论、电子亲密关系理论、频道扩展理论、介质自然性理论相结合，可以看到：

*'''沟通越接近信息爆炸，人的认知就越困难'''
*'''沟通越接近一片空白，人际亲密度就越差'''

由此可以理解[[实名/顾杨阳|顾杨阳]]之流[[恶俗狗维基:日志|DDOS]]的危害，以及被过量复杂信息逼得换环境的负面影响。DDOS让网站突然停运，迅速破坏了人与人的'''亲密度'''，引爆了人的[[#谷歌效应|记忆缺口]]；复杂信息超载，急剧压抑了人对消息的'''理解力'''，引爆了人的[[#晕轮效应·恶魔效应|刻板印象]]。DDOS足以把各种事业带向深远的混乱，而垃圾信息足以让社会道德良知受到极大打击。

在线下也类似，书籍、磁盘、播放机、讲述者……有查抄、丢失、损毁、人身强制措施，会引爆读者的[[#谷歌效应|记忆缺口]]；有错版、赘述、误用、信息版本错乱，会引爆读者的[[#晕轮效应·恶魔效应|刻板印象]]。

====社会信息处理模式====

社会信息处理模式（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最早由Salancik与Pfeffer在1978年的研究提出。该理论强调：

*社会本身建构的主观模式，将影响人们对于信息需求的满足、对于信息使用的态度
*只要有人际之间的交互，就会产生社会聚合的驱动力，电脑中介传播的沟通模式亦能发展人际关系
*纵使在非语文线索的电脑中介传播情境下，亦可寻求其他方式来弥补线索不足（例如使用情绪符号、交换照片）

[[概念/出道|出道]]和[[概念/辱骂|辱骂]]，一个交换了（非法的）照片，一个使用了（有害的）情绪符号。由这种理论，顺推可以看到恶俗各系具有对违法犯罪越来越依赖的趋势，倒推可以看到恶俗各系背后现实戾气之深。

但是Robert Tokunaga在2009年指出，对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研究表明，电脑中介传播中自我披露的交换量是由文化价值决定的，且'''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能够融入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不能。'''

'''集体主义文化与互联网的隔阂只会越来越大，可见网络暴力与集体主义的关系也只会愈来愈疏远。'''这也像是[[#超人际交互模式|超人际交互模式]]与[[#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现实当中的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在计算机网络内外对抗的结果。

====超人际交互模式====

Walther提出了用电脑中介传播创建在线印象与关系时的超人际交互模式（hyperpersonal model）。超人际交互的因素包括：

*传播者选择性自我呈现：在面对面的情况中，人们会花时间和精力来维持自我形象并吸引别人的注意，获得别人的赞赏。这种发展最佳印象的能力和选择性，更容易在电脑中介传播的环境中展现、提升。传播者在线索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尤其是缺乏身体外貌等相关信息会选用对于自己有利的信息加以编排与建构，以获得好印象。
*接收者过度归因：因对方发送过来的线索不足，接收者会运用团体认同或想像以填补线索的空缺，容易忽略对方的负面属性，建构完美评价，此种过度归因（overattribution）会让双方在进行到面对面沟通时（比如约出来见面）产生很大的落差。
*异步的沟通管道和反馈：心理学的概念“增强循环”（intensification loop）便可说明这样的效果：交互双方在一开始交互时就有些许好感的话，好感便会随着时间轴的拉长进而增强（Walther，1996）；但具有社交焦虑倾向的人在网络上的人际关系越满意，线下的社交行为越退缩（Caplan，2003）。

'''三个因素叠加，导致人们把网络当作“引人沉溺的虚拟世界”，而把无网络环境当成“残酷难改的现实世界”。'''

'''单从理论上看，任何有传播中介物质的行为都能符合上述条件：'''

*古代如书本、信函、广告……
*近代如电报、电话、电台……
*现当代如互联网群组、论坛、电商平台、短视频、电子游戏、直播……

'''很可能人们会把一切传播中介都当作“引人沉溺的虚拟世界”，而把无传播中介环境当成“残酷难改的现实世界”。'''

结果是[[组织/喷系|打喷]]、[[概念/键政|键政]]、[[《针对阴谋论者的钓鱼》|阴谋论]]，'''同循此例'''。喷系想要耀武扬威，键政想要党同伐异，阴谋论信徒想要反正确逻辑，势必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各类'''超人际交互模式下提高自己的[[#社会临场感理论|社会临场感]]，为此用上[[概念·出道|侦探]]、[[概念/炒作|黑现实]]、[[概念/真人快打|真人快打]]的手段，[[概念/恶俗化|形成网络暴力组织]]。

这些现象一步一步把[[#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其使用者]]，把[[概念·找乐子|非法主义及其拥护者]]，把[[概念·科妄|反智主义及其实施者]]捧进了中心。

但这与[[#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现实当中的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对比可以看出，自古至今抵制各种媒介，也许都存在着形成、维持各种现实团体，或者是相信[[#集体错觉|集体错觉]]的动机。

====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

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于90年代由利尔和史皮尔斯两位学者提出，以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发展。

该模式牵扯到两个概念。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不单限于个人的行为模式，还是个人与团体之间的社会价值观的判断。
*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指个人受到团体的影响，自己的意识被团体与目标之认同所取代，导致自己的意识与团体愈来愈疏远，而集中在团体的行为，逐渐与团体表现出一致的想法。

但瓦赫宁恩大学暨研究中心传播科学系的Joyce Lamerichs和Hedwig F. M. Te Molder评估了迄今为止电脑中介传播被概念化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传统观点忽视了参与者对媒体使用和媒体特征的日常理解，而是依靠个人主义和认知框架；去个体化效应模型的社会认同模型完全忽略了对话、文本和电子邮件等日常交流活动中的身份建构。'''他们试图重新研究在线互动，专门研究一个关于抑郁症的在线论坛。结果表明，'''参与者的身份与其说是内心世界的反映，不如说是话语实践。'''

'''总而言之，“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基本上是高度脱离媒体的情况。'''

但这与[[#超人际交互模式|超人际交互模式]]对比可以看出，自古至今依赖各种媒介，也许都存在着脱离、解散各种现实团体，尤其是抵抗[[#集体错觉|集体错觉]]的动机。

===新兴科技理论===
随着科技进步，社交网站的兴起与普及也引发新的研究方向，和传统的电脑中介传播理论有些差异。

21世纪初以来的Web 2.0重点关注用户层面，强调交互、交流、参与度、共享的精神；Web 2.0的用户不只是消息的接收者，更是消息的创造者、消息的传递者。

但当前的真实账户的使用者，和机器人账户的真实操纵者，一直都有机会成为'''消息的删除者'''，而笔者认为这点由于极端涉及'''安全与安全感的伦理问题'''而极难研究。

====保证理论====

保证理论（warranting theory）认为，网络上的信息被区分为高保证信息和低保证信息。

*高保证（high warranting）信息由他人所提供，可信度较高，例如好友的留言或评论。
*低保证（low warranting）信息可信度低，通常由本人提供，容易被修饰或隐藏。
*我们对网上认识的朋友，还会在网络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的资料。

此种经由各种管道信息搜集的现象称为“社会三角验证”。

'''恶俗人士抓住了有关现象大肆抽水，他们的造谣辱骂只要看上去像突击抓取（实则可能唱双簧），转发量足够多（通常与真实人数相比，水分极大），内容就足以让人信以为真。此时恶俗人士已经触犯法律，但恶俗头子还会选择对反对者再勒索一笔“精神损失费”或“删贴费”，实属罪加一等。但另一方面，[[概念/出道|出道]]和[[概念/真人快打|真人快打]]也变得有点扑朔迷离，转发量多而又看似偷录的易被相信，转发量少或者似有表演的就略易被怀疑。'''

现今点赞功能也与转发无异，有转发作用，造假空间也大。但已有人说明微博真实点赞与虚假点赞的细节区别，可以参考，以助鉴别其他虚假流量数据。

当前最可能是偷录的高保证信息资料，视频和图片视角更类似由针孔摄像机拍摄或用纸笔绘画，而音频听感则有声道的不规则变换、不时出现的喷麦音；当前最可能是编造的低保证信息资料，则以印刷体文本、矢量动画、电子合成音、录音棚音乐等为重灾区。

====信息技术接续使用模式====

信息技术接续使用模式（ICT succession model）主张联合运用各种不同的信息技术，加上传统的介质将产生最大的传播效果，譬如现以面对面方式传递，后续再使用电子邮件提醒，会比只用电子邮件的效果来的高。

这理论不仅反映出[[事件/722事件|722事件]]等[[概念/真人快打|真人快打]]，以及各种[[概念/炒作|黑现实]]影响之恶劣。'''此类恶性事件容易上报刊、上杂志、上广播、上电视，再不济也是上档案、上卷宗，而最基础的就是进入口口相传、进入自我回忆，所以危害总是不可逆转的。'''

发展人道主义，就必须也在现实出手，并且要做事留痕，留痕多多益善。

=政治学=
{{需要补充}}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决策中权力的分配和转移、治理的作用和制度的社会研究，对象包括政府和国际组织、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它通过考察许多因素来衡量治理和具体政策的成功程度，包括但不限于稳定、正义、物质财富、和平、公共卫生等方面。

一些政治学研究试图通过分析政治来推进积极的论点（试图描述事物是怎样的，而不是应该如何）；其他政治学研究则通过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来推进规范性论文。

对政治和政策的研究可以密切联系起来。在比较分析中，哪些类型的政治机构倾向于产生某些类型的政策。

政治学提供对政治和政府问题的分析和预测。

政治学家审查世界各国和各区域的进程、制度和政治动态，这往往是为了提高公众认识或影响特定政府。

'''现[[概念/键政|键政]]圈比起“政治学[[概念/科妄|民科]]”更像是“涉政[[概念/辱骂|辱骂学家]]”，发言多为了[[#社会信息处理模式|网上训练个人主义，线下大战集体主义]]。'''
=逻辑学=
逻辑中一个或为真或为假的语句称为'''陈述'''，而一个由'''前提'''和'''结论'''组成的陈述系列称为'''论证'''。'''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可以合理，也可以不合理。'''

论证的形式，是指它的推理模式。如：

* ''要么是A要么是B，只有这两个人有作案的可能，既然B当时不在现场，那么凶手必定是A。''
* ''你不想让我们拍卖你的房产，但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偿还贷款或者房产被拍卖，所以，你必须马上还款。''

这两个论证拥有相同的形式（析取三段论）：''要么p，要么q；非p；所以，q。''

如果一个论证直接采用了无效的论证形式，称为'''形式谬误'''，如''“若打雷，则下雨；下雨了；所以，打雷了”''采用了一个无效形式，即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后件”式，因此是一个无效论证。而如果一个逻辑谬误无法仅从形式上判断，只有考察论证的内容才能识别，则称为'''非形式谬误'''。

哲学、逻辑学文本所举的大部分是十分简化的例子，这在日常语言中是罕见的。所以识别日常语言中的谬误时，通常有必要改写论证的形式，如调整前提和结论的顺序，删去让步、重复、语气词等与论证有效性无关的部分，使用前后一致的词语表达相同的概念等。

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如果'''其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真，而与前提和结论实际上的真或假无关；

一个论证是'''可靠的'''，当且仅当其是有效的且'''现实中'''所有前提都为真，而一个论证是不是'''好的论证'''关键也正是在于它是不是可靠。

但并非在任何场合下讲论证有效性、可靠性都有助于交流：

*现实生活中人的精力有限，论点、论据和结论的真假更紧要，论证部分的好坏经常让位。有时一些人可能会使用充满谬误的论证，但却意外得到正确的结论。论证不好不表示结论为假。
*就说服力而言，论证过程无误，论证也未必让人信服，因为听众会受到各种其他条件的影响；而对于不相信结论的人，论证过程有谬误更会导致他们无法被论证说服。
*虚构创作、讽刺创作中，出现的论点真假，多属于虚构、讽刺，多与现实不符，但也多是创作要点。在有关情境，强行讲论证好坏，或者强加强删“虚构”“讽刺”标签，就会模糊与非虚构创作、现实正规文件等资料的界限。
*现实中，有某些方面，相关性和确定性经常被混淆起来。尽管谬误经常和谎言有关，但论证有谬误并不代表论者在说谎：论者可能真心相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但因各种原因而犯下错误。然而现实中的[[#道德脱离|道德脱离]]话术，经常出现将“论证有谬误”与“论者在撒谎”强行等同，或者将“论者可能真心相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但因各种原因而犯下错误”与“论者智商情商至少一个有问题”强行等同。这当然构成了关联谬误和人身攻击，但是人如果对这种危险的问题展开辩论，很容易被随后大量的逻辑谬误“组合拳”淹没。'''讲逻辑只能批驳特殊性不强的言论；面对医疗、保健、法律、伦理问题，就需要借助专业人士架设特殊环境。'''

='''社科够不够“硬科学”'''=

经费短板和主测问题互相加强，共同削弱了人对社科的信任，和社科自主研究的力度。

==经费短板==

社会科学获得的资金极端少于自然科学。

据2020年4月发布的一项估计<ref>Overland, Indra; Sovacool, Benjamin K. (April 2020). "The misallocation of climate research funding".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62: 101349. doi:10.1016/j.erss.2019.101349. hdl:11250/2647605.</ref>，用于气候相关研究的所有资金中只有0.12%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大量资金用于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研究，还有大量资金用于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研究。有人认为，这是对资源的错配，因为目前最迫切的难题是如何改变人类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而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已经很成熟，完全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来处理适应问题。

==主测问题==

社会学中，反射性（或反身性，英reflexive）意味着一种自指行为：实体发起的检视、行动，反过来指涉、影响它自身。反身性通常也指行动者识别社会化力量，改变其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能力。反射性既包括自我意识探究的主观过程，也包括参照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理论对社会行为的研究。这和“反射性自主”（reflexive autonomy）的概念类似。反射性水平低，会导致个体很大程度上受其环境（或“社会”）的影响；反射性水平高，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己塑造自己的规范、品味、政治、欲望等。

Audrey Alejandro（2021）使用递归性（recursivity）这一概念，形容学者在基于其所属的世界来进行知识生产时所处的境况。她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学者，我们的处境是递归式的——我们既是主体（因为话语是我们进行分析的媒介），又是我们所生产的学术话语的客体（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所分析的世界的社会性主体）。”在此基础上，她提出，摆脱这一循环、解放知识生产的关键正是进行反射性思考：“我们是被我们所要改变的社会政治秩序所产生的话语和情境所社会化的，因此可能会无意识地复制这种社会政治秩序，而这就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现在，学者们的境地是递归式的——更确切地说，我们用于知识生产的工具本身就是由这个世界生产出来的——这一事实证明了在实践中进行反射性思考的迫切性和挑战性。”

因此，反身性在社会科学中是类似于“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的方法论问题：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被观察对象时，会改变行为倾向。

但霍桑效应本身值得质疑。

霍桑效应的可能解释包括反馈和动机对实验者的影响。当实验第一次提供这种反馈时，接受关于他们表现的反馈可能会提高他们的技能，但他们也可能怀疑实验者的目的。因此，霍桑效应只有在有可用的反馈或动机改变时才会发生。

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在纽约时报1998年的采访中，将霍桑效应描述为“一个荣誉化的轶事”，称：“一旦得到了轶事，就可以扔掉数据。”

J.G.阿代尔（1984）警告说，在大多数关于霍桑效应的次要出版物中，事实严重不准确，许多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对于阿代尔来说，霍桑效应取决于参与者对形势的解读。一个暗示是：操纵检查在社会科学实验中很重要。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意识到被观察不是影响的根源，但与会者对情况的解释至关重要。'''与会者对情况的解读与参与者的目标是如何互动的？

H.M.帕森斯（1974）将霍桑效应定义为：如果实验者未能认识到受试者的表现所产生的后果如何影响受试者所做的事情，就会产生混淆。学习效果既是永久性的技能改进，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目标的反馈调整。他的关键论点是：在工人把成品从滑道上掉下来的研究中，参与的工人可以看到测量他们工作速度的计数器。

Elton Mayo（1945）说，这种影响是由于工人对观察员的同情和兴趣作出了反应。他讨论了这项研究，将实验效应作为一种管理效应：管理如何使工人因感觉不同而表现不同。他建议说，霍桑效应涉及的大部分工人，是作为一个群体才感到自由和受到控制，而不是被监督才感到自由和受到控制。实验操作对于说服工人觉得“特殊五人工作组的条件，实际上与车间的条件不同”，非常重要。

Clark和Sugrue（1991）在对1978年至1988年教育研究的评论中报告说，不受控制的新颖性效应（新技术发展时人的绩效初步改善的趋势，不因学习或成就方面的任何实际改进，而因对新技术的兴趣增加）平均导致被测绩效当中30%能够上升一个标准差（即50-63%的分数上升），但这种上升在8周后衰减到小得多的效果。详细来说，50%只维持4周，30%只维持5-8周，最后20%才超过8周（超过方差的1%）。

Harry Braverman（1974）指出，霍桑测试基于工业心理学，所涉及的研究人员正在调查工人的表现是否可以通过租用前测试来预测。霍桑工厂的研究表明，“工人的表现与他们的能力关系不大，事实上往往与测验成绩成反比……”Braverman认为，研究确实表明，工作场所“（既不是）以韦伯模式建立的官僚正式组织制度，也不是像梅奥及其追随者的解释那样的非正式团体关系制度，而是阶级对立的权力制度。”这一发现对那些希望运用行为科学为管理利益操纵工人的人是一个打击。

对霍桑效应的评价在21世纪仍在继续。尽管有批评意见，但在设计研究报告及其结论时常常考虑到这一现象。例如在进行远距离实地研究时，中途要在诸如双向反射镜之类的障碍物后面或使用不引人注目的措施，此时则要考虑霍桑效应。

'''整个反射性，或许也会遭到故意忽视；各个社科理论家，或许并不用那么考虑“当套中人”。'''这可能让社科研究者更加放松，也让他们被人质疑“偷懒”。
= 注释 =
<references/>
=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