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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是对某一事件或情况的一种解释，声称存在阴谋（通常由强大的邪恶团体策划，常出于政治动机），但其他解释更有可能发生。这一术语通常具有负面含义，暗示阴谋论的吸引力基于偏见、情感信念或证据不足。阴谋论不同于阴谋；阴谋论指的是具有特定特征的假设阴谋，包括但不限于有资格评估其准确性的人（如科学家或历史学家）反对主流共识。

阴谋论往往具有内在一致性且相互关联；它们通常旨在抵抗证伪，无论是通过反对证据还是缺乏支持证据。它们通过循环推理得到强化：反对阴谋的证据和缺乏支持阴谋的证据都被误解为阴谋真实性的证据。Stephan Lewandowsky（2013）观察到“这种解释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反对阴谋的证据越有力，阴谋者就越希望人们相信他们对事件的版本。”因此，阴谋变成了一种信仰问题，而不是可以证明或反驳的东西。研究表明，对阴谋论的信仰与对权威的不信任和政治玩世不恭有关。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阴谋论观念——相信阴谋论——可能对心理有害或具有病态性。这种信念与心理投射、偏执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有关。

心理学家通常将对阴谋论的信仰归因于一系列精神病理学状况，如偏执、精神分裂症、自恋和不安全依恋，或一种被称为“虚幻模式知觉”的认知偏差。它还与所谓的黑暗三合会人格类型有关，其共同特征是缺乏同理心。然而，2020年的一篇评论文章发现，大多数认知科学家认为阴谋论通常是非病态的，因为对阴谋的毫无根据的信仰在历史和当代文化中都很常见，并且可能源于人类对八卦、群体凝聚力和宗教的天生倾向。一份关于阴谋论的历史回顾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人们在危机中体验到的厌恶情绪——恐惧、不确定和失控的感觉——会激发人们去理解情况的动机，从而增加在社交场合中感知阴谋的可能性。” 

历史上，阴谋论与偏见、宣传、迫害、战争和种族灭绝密切相关：

*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往往坚信阴谋论，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的主谋）和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行凶者）曾以此为借口
*纳粹德国、苏联、土耳其等政府也曾以此为借口
*南非政府在阴谋论的驱使下否认艾滋病，导致约33万人死于艾滋病
*QAnon和对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否认导致了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
*对转基因食品阴谋论的相信导致赞比亚政府在饥荒期间拒绝粮食援助，当时该国有300万人正遭受饥饿。

阴谋论是改善公共卫生的重大障碍，鼓励人们反对接种疫苗和水氟化等公共卫生措施。它们与疫苗可预防疾病的爆发有关。

阴谋论的其他影响包括对科学证据的信任降低，以及极端团体的激进化和意识形态强化，并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阴谋论曾经仅限于边缘受众，但现在却在大众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变得司空见惯，并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们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往往被人们普遍相信，有些甚至被大多数人所保留。减少阴谋论信仰发生的干预措施包括保持开放社会、鼓励人们运用分析性思维、减少不确定、焦虑或无力感。

=起源和用途=

《牛津英语词典》将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定义为“认为某一事件或现象是利益相关方合谋的结果的理论；具体来说，认为某个隐秘但有影响力的机构（通常出于政治动机和压迫意图）应对无法解释的事件负责”。该词典引用了1909年《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作为最早使用阴谋论的例子，尽管该理论在几十年前也曾出现在印刷品中。

已知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美国作家查尔斯·阿斯特·布里斯特德（Charles Astor Bristed），他在1863年1月1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封致编辑的信中提到了这个词。他用它来指代英国贵族在美国内战期间故意削弱美国，以增进他们的经济利益：“英国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没必要再去干涉美国。英国策划针对我们的大规模阴谋，从物理和道德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民众对外交事务只有粗略的了解，而且自然而然地夸大了我们在世界眼中的地位，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导致这种阴谋无法实施的复杂因素。他们只看到英国媒体和公众突然转变态度，而这种转变最容易用阴谋论来解释。”<ref>原文：England has had quite enough to do in Europe and Asia, without going out of her way to meddle with America. It was a physical and moral impossibility that she could be carrying on a gigantic conspiracy against us. But our masses, having only a rough general knowledg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ot unnaturally somewhat exaggerating the space which we occupy in the world's eye, do not appreciate the complications which rendered such a conspiracy impossible. They only look at the sudden right-about-face movement of the English Press and public, which is most readily accounted for on the conspiracy theory.</ref>

该术语还被用来诋毁不同意见。

*2013年，罗伯特·布拉斯基维奇（Robert Blaskiewicz）评论说，早在19世纪就有人使用过该术语，并指出其用法一直是贬义的。
*相比之下，根据安德鲁·麦肯齐-麦克哈格（Andrew McKenzie-McHarg）2019年的研究，在19世纪，“阴谋论”一词只是“暗示了一种合理的阴谋假设”（"suggests a plausible postulate of a conspiracy"），并且“在现阶段，它不带有任何含义，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did not, at this stage, carry any connotations, either negative or positive"），尽管有时被这样称呼的假设会受到批评。
*2024年，作家兼活动家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认为，“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和“阴谋论者”（"conspiracy theorist"）这两个术语具有误导性，因为阴谋确实存在，而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合理解释”（"rational explanations subject to disproof"）。相反，他提出了“阴谋虚构”（"conspiracy fiction"）和“阴谋幻想家”（"conspiracy fantasist"）这两个术语。

=与阴谋的区别=

阴谋论并非简单的阴谋，阴谋论指的是任何涉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秘密计划。相比之下，“阴谋论”一词指的是具有特定特征的假设阴谋。例如，阴谋论信仰总是与那些有资格评估其准确性的人（如科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主流共识相悖。阴谋论者认为自己有权获得社会上受到迫害的知识，或者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受到污名化，将他们与相信官方说法的大众区分开来。2016年，迈克尔·巴尔昆（Michael Barkun）将阴谋论描述为“强加给世界的模板，使事件看起来井然有序”。

真正的阴谋，即使是非常简单的阴谋，也很难隐瞒，而且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相比之下，阴谋论则认为，阴谋取得了不切实际的成功，阴谋者团体（如官僚机构）可以近乎完美地行事和保密。事件或情况的原因被简化，以排除复杂或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及偶然性和意外后果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解释为被指控的阴谋者故意策划的。

在阴谋论中，阴谋者通常被认为怀有极端恶意。正如罗伯特·布拉瑟顿（Robert Brotherton）在2013年所描述的：“大多数阴谋论所假定的恶意远远超出了日常的出于私利、腐败、残忍和犯罪的阴谋。假定的阴谋家不仅仅是有自私的目的或不同价值观的人。相反，阴谋论假定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善良与邪恶斗争。普通民众被视为有组织迫害的受害者，被指控的阴谋家的动机往往接近纯粹的疯狂邪恶。至少，阴谋家们被认为对普通民众的基本自由和福祉几乎毫无人性地漠视。更夸张的阴谋论把阴谋家描绘成邪恶的化身：他们造成了我们遭受的所有苦难，经常犯下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并最终试图颠覆或摧毁我们所珍视的一切。”

=案例=

阴谋论可以以任何事物为主题，但某些主题比其他主题更受关注。最受欢迎的主题包括名人死亡和刺杀、道德上可疑的政府活动、被压制的技术和“假旗”恐怖主义。历史最悠久、最广为人知的阴谋论包括有关约翰·肯尼迪遇刺事件、1969年阿波罗登月事件、“9·11”恐怖袭击的理论，以及有关各种团体（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企图统治世界的众多理论。

=受欢迎程度=

阴谋论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在非洲农村，阴谋论的常见目标包括社会精英、敌对部落和西方世界。阴谋家们往往被指控通过巫术或魔法实施他们的计划；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现代科技本身就是一种巫术，其目的是伤害或控制人民。
*在中国，一种广为流传的阴谋论声称，希特勒崛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事件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策划的，这可能对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的讨论产生了影响。
*曾经仅限于边缘受众的阴谋论如今已成为大众媒体的常见现象，促使阴谋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成为美国的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阴谋论，这种倾向跨越了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阴谋论思维与反政府倾向和低政治效能感相关，阴谋论信徒认为政府对个人权利构成威胁，并深深怀疑自己投票给谁真的很重要。

阴谋论往往被人们普遍相信，有些甚至被大多数人所持有。

当今，广大美国人至少相信一些阴谋论。例如，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10%的美国人认为化学尾迹阴谋论“完全正确”，20-30%的人认为“有点正确”。这意味着“相当于1.2亿美国人加入‘化学尾迹是真实存在的’阵营”。因此，对阴谋论的信仰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民俗专家感兴趣的话题。

阴谋论以博客、YouTube视频和社交媒体的形式广泛存在于网络上。网络是否增加了阴谋论的流行程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研究问题。人们一直在监测和研究搜索引擎结果中阴谋论的存在和表现，结果显示不同主题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结果中普遍缺乏信誉良好的高质量链接。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职期间，曾流传着一个阴谋论，称他出生在肯尼亚，而不是他真正的出生地夏威夷。2011年，前阿肯色州州长、奥巴马的政治对手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成为新闻头条，当时他和其他共和党领导层成员继续质疑奥巴马的公民身份。

=类型=

阴谋论可以是地方性的，也可以是国际性的，可以集中于单一事件，也可以涵盖多个事件和整个国家、地区和历史时期。2019年、2021年的两著作中，拉塞尔·缪尔黑德（Russell Muirhead）和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 Rosenblum）认为，从历史上看，传统的阴谋论都包含一种“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阴谋”与“理论”已经脱钩，因为现代阴谋论背后往往没有任何理论支撑。

==沃克的五种类型==
杰西·沃克（Jesse Walker）在2013年提出了五种阴谋论：

*“外部敌人”（"Enemy Outside"）指的是基于据称从外部策划针对社区的人物的理论。
*“内部敌人”（"Enemy Within"）发现阴谋家们潜伏在国家内部，与普通公民毫无二致。
*“上面的敌人”（"Enemy Above"）指的是有权势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事件。
*“下面的敌人”（"Enemy Below"）描绘的是下层阶级试图颠覆社会秩序的行为。
*“仁慈的阴谋”（"Benevolent Conspiracies"）是指在幕后努力改善世界、帮助人类的天使力量。

==巴尔昆的三种类型==
2003年，迈克尔·巴尔昆（Michael Barkun）将阴谋论分为三类：

*事件阴谋论（Event conspiracy theories）。这指的是有限且定义明确的事件。例子包括有关肯尼迪遇刺事件、“9·11”事件和艾滋病传播的阴谋论。
*系统性阴谋论（Systemic conspiracy theories）。这种阴谋论认为，阴谋的目标很广泛，通常被认为是确保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控制。阴谋的目标很广泛，而阴谋机制通常很简单：一个邪恶的组织实施一项计划，渗透和颠覆现有机构。这是阴谋论中常见的情况，这些阴谋论关注的是犹太人、共济会、共产主义或天主教会的阴谋。
*超级阴谋论（Superconspiracy theories）。对于巴尔昆来说，这类理论将多个所谓的阴谋按等级联系在一起。最顶层是一股遥远但无所不能的邪恶力量。他引用的例子是大卫·艾克（David Icke）和米尔顿·威廉·库珀（Milton William Cooper）的思想。

==罗斯巴德：浅与深==
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支持一种将“深层”阴谋论与“浅层”阴谋论进行对比的模型。根据罗斯巴德的说法，“浅层”阴谋论者观察事件并询问谁受益？（“谁受益？”），然后得出结论，认为假定的受益者对暗中影响事件负有责任。另一方面，“深层”阴谋论者从直觉开始，然后寻找证据。罗斯巴德将后一种活动描述为用某些事实来证实一个人最初的偏执。

=缺乏证据=
对阴谋论的信仰通常不是基于证据，而是基于信徒的信念。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将阴谋论与机构分析进行了对比，后者主要关注公众所知机构的长期公开行为，例如记录在学术文献或主流媒体报道中。相反，阴谋论假定存在个人的秘密联盟，并推测他们所谓的活动。对阴谋论的信仰与推理偏见有关，比如合取谬误。

2004年，伦敦国王学院的克莱尔·伯查尔（Clare Birchall）将阴谋论描述为“一种大众知识或解释”。这里使用的“知识”一词表明，阴谋论可能被视为与合法的认知方式有关。伯查尔声称，合法知识与非法知识之间的关系比常见的阴谋论驳斥所认为的更为密切。

那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涉及多名阴谋者的理论，比如水门事件，通常被称为调查性新闻或历史分析，而不是阴谋论。Bjerg（2016） 写道：“我们通常使用阴谋论一词的方式排除了该理论被普遍接受为真实的例子。水门事件是标准参考。” 相比之下，“水门阴谋论”一词则用于指代各种假设，在这些假设中，被定罪的阴谋家实际上是更深层次阴谋的受害者。也有人试图分析阴谋论（阴谋论理论），以确保“阴谋论”一词用于指代已被专家揭穿的叙述，而不是泛泛而谈。

=修辞=
阴谋论修辞利用了几种重要的认知偏见，包括比例偏见、归因偏见和确认偏见。他们的论点通常采取提出合理问题的形式，但没有提供基于有力证据的答案。当支持者能够从普通公众中聚集追随者时，阴谋论最为成功，例如在政治、宗教和新闻领域。这些支持者不一定相信阴谋论；相反，他们可能只是想用它来获得公众的认可。阴谋论主张可以作为一种成功的修辞策略，通过诉诸情感来说服一部分公众。

阴谋论通常通过关注知识中的空白或模糊性来为自己辩护，然后辩称对此的真正解释一定是阴谋。相反，任何直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通常质量较差。例如，阴谋论往往依赖于目击者的证词，尽管其不可靠，同时忽视对证据的客观分析。

阴谋论无法被证伪，而且会被谬论所强化。特别是，阴谋论者会使用逻辑谬误循环论证：反对阴谋的证据和支持阴谋的缺乏证据都被重新解释为阴谋真实性的证据，从而使阴谋成为一种信仰问题，而不是可以证明或反驳的东西。阴谋论的认识论策略被称为“级联逻辑”：每当有新证据出现时，阴谋论就能通过声称一定有更多的人参与掩盖事实来驳斥它。任何与阴谋论相矛盾的信息都会被认为是所谓阴谋的虚假信息。同样，直接支持阴谋论者主张的证据持续缺乏，被描绘成证实了沉默阴谋的存在；其他人没有发现或揭露任何阴谋的事实，被看作是那些人参与了阴谋的证据，而不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不存在阴谋。这一策略让阴谋论免受对证据的中立分析的影响，并使它们无法受到质疑或纠正，这被称为“认识论自我隔离”。

2013年，在对全球变暖原因发表意见的同行评议气候科学论文中，97%认为人类应为全球变暖负责，3%则认为人类无罪。同年，福克斯新闻的嘉宾认为，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一种虚假平衡，31%的受邀嘉宾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69%的嘉宾则认为全球变暖并不发生。
阴谋论者经常利用媒体的虚假平衡。他们可能声称自己提出的是合理的替代观点，值得花同等的时间来论证其观点；例如，“教授争议”运动就曾使用这一策略来推广智能设计，该运动经常声称科学家们在密谋压制他们的观点。如果他们成功地找到了一个以辩论形式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他们就会专注于使用修辞人身攻击和攻击主流观点中明显的缺陷，同时避免讨论自己观点的缺点。

阴谋论的典型做法是质疑当局的任何行动或声明，甚至使用最站不住脚的理由。然后使用双重标准评估回应，如果未能立即提供令阴谋论者满意的回应，将被视为证明存在阴谋。回应中的任何小错误都会被重点强调，而其他支持者论据中的缺陷通常会被原谅。

在科学领域，阴谋论者可能会认为，一个科学理论可能因一个明显的缺陷而被推翻，尽管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此外，无论是无视这些说法还是试图解决它们，都将被解读为阴谋的证据。其他阴谋论者的观点可能并不科学；例如，在回应1996年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时，大部分反对意见都集中在推动对报告编写的程序性反对。具体来说，有人声称，部分程序反映了一种压制异议者的阴谋，这成为报告反对者的动机，并成功地将大量公众讨论从科学上转移开。

=结果=

历史上，阴谋论与偏见、迫害、战争和种族灭绝密切相关。

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往往坚信阴谋论，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的主谋）、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行凶者）和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案罪犯），曾以此作为辩护。

纳粹德国和苏联等政府也曾以此作为辩护。

南非政府在阴谋论的驱使下否认艾滋病，导致约33万人死于艾滋病。

对转基因食品阴谋论的信仰导致赞比亚政府在饥荒期间拒绝提供粮食援助，当时该国有300万人正遭受饥饿。

阴谋论是改善公共卫生的重大障碍。相信健康相关阴谋论的人不太可能听从医疗建议，而更有可能使用替代药物。阴谋论式的反疫苗接种信念，例如有关制药公司的阴谋论，可能导致疫苗接种率降低，并与疫苗可预防疾病的爆发有关。健康相关阴谋论常常激发人们对“水氟化物”的抵制，并加剧了“《柳叶刀》MMR自闭症欺诈”阴谋论的影响。

阴谋论是许多激进和极端团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可能在强化其成员的意识形态和心理以及进一步激进化他们的信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阴谋论往往具有共同的主题，即使在那些原本根本对立的团体中也是如此，比如在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政治极端分子中发现的反犹太阴谋论。更普遍地说，对阴谋论的信仰与持有极端和不妥协的观点有关，并可能帮助人们坚持这些观点。虽然阴谋论并不总是出现在极端团体中，而且即使出现也不一定会导致暴力，但它们可以使团体变得更加极端，提供指向仇恨的敌人，并将成员与社会其他成员隔离开来。当阴谋论呼吁采取紧急行动、诉诸偏见、妖魔化敌人并把敌人当替罪羊时，它们最有可能引发暴力。

职场中的阴谋论还可能产生经济后果。例如，它会导致工作满意度降低和敬业度降低，从而导致员工更有可能离职。人们还将阴谋论与职场谣言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谣言与阴谋论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会导致生产率下降和压力增加。随后对管理者的影响包括利润减少、员工信任度降低以及公司形象受损。

阴谋论会转移人们对重要社会、政治和科学问题的注意力。此外，阴谋论还被用来在公众或法律背景下抹黑科学证据。阴谋论策略还与律师试图抹黑专家证词所采用的策略有共同之处，比如声称专家作证别有用心，或试图找人提供陈述，暗示专家意见比实际情况更加分歧。

在某些情况下，阴谋论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补偿性利益。比如，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识别政府的欺骗行为，特别是在专制社会中，并鼓励政府透明化。然而，真正的阴谋通常是由体制内的人揭露的，比如告密者和记者，而阴谋论者所花费的大部分精力本质上是错误的。最危险的阴谋论可能是那些煽动暴力、把弱势群体当作替罪羊或传播有关重要社会问题的错误信息的阴谋论。

=干预措施=

==目标受众==
根据目标受众是阴谋论者还是普通大众，应对阴谋论的策略可分为两类。这些策略被描述为减少阴谋论的供给或需求。这两种方法可以同时使用，但可能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或者所使用的论据可能吸引某一受众而损害另一受众。

简短的科学素养干预，特别是那些侧重于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干预，可以有效地削弱阴谋论信念和相关行为。2024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领导的一项研究发表在《消费者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上，发现通过简短的干预措施增强科学知识和推理能力，比如播放解释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等概念的视频，可以减少对阴谋论的认可。这些干预措施对基于错误推理的阴谋论最有效，即使在容易产生阴谋论信念的群体中也取得了成功。这些研究涉及2700多名参与者，强调了教育干预在减轻阴谋论信念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影响关键决策的时候。

===公众===
感到自己被赋予权力的人更能抵制阴谋论。促进赋权的方法包括鼓励人们使用分析性思维，引导人们思考他们能控制的情况，以及确保社会和政府的决策遵循程序公平（使用公平的决策程序）。

在不同情况下，反驳的方法都被证明是有效的，包括：提供事实证明阴谋论是错误的，试图抹黑消息来源，解释逻辑如何无效或具有误导性，以及提供事实核查网站的链接。提前使用这些策略也很有效，告诉人们他们将来可能会遇到误导性信息，以及为什么应该拒绝这些信息（也称为预防接种或预先否认）。虽然有人认为讨论阴谋论可以提高其知名度，使其在公众眼中看起来更合法，但只要讨论足够有说服力，反而可以让人们提高警惕。

其他降低阴谋论在公众中的吸引力的方法可能是基于阴谋论信仰的情感和社会性质。例如，促进公众分析性思维的干预措施可能是有效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减少负面情绪的方式进行干预，特别是提高个人希望和赋权感。

===阴谋论者===
说服那些已经相信阴谋论的人要困难得多。阴谋论信仰体系不是基于外部证据，而是使用循环逻辑，即每种信仰都得到其他阴谋论信仰的支持。此外，阴谋论具有“自我封闭”的性质，用于支持它们的论据类型使它们无法受到他人的质疑。

成功接触阴谋论者的策略特征可以分为几大类：

#可以通过“值得信赖的信使”来提出论点，例如曾经是极端组织成员的人。
#由于阴谋论者认为自己是重视批判性思维的人，因此可以肯定这一点，然后重新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在分析阴谋论时更加批判性。
#方法要体现同理心，以共同建立理解为基础，并通过树立开放的心态来鼓励阴谋论者也这样做。
#不要用嘲笑或激进的解构来攻击阴谋论，不要把互动当成要赢得的争论；这种方法对普通公众有效，但在阴谋论者中，它可能会被直接拒绝。

减少不确定性、焦虑或无力感的干预措施可以减少阴谋论信念。减轻阴谋论影响的其他可能策略包括教育、媒体素养和提高政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由于阴谋论和政治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关于去激进化的学术文献也很重要。

一种方法将阴谋论描述为“残缺的认识论”的产物，在这种认识论中，人们接触或接受的相关信息来源非常少。对于那些“信息环境”有限、只会接触误导性信息的人来说，阴谋论更有可能显得合理。这些人可能在自我封闭的网络中“认识论孤立”。从这些网络中的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与社会其他人可获得的信息脱节，相信阴谋论似乎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是打破群体的信息孤立。

==减少传播==
可以通过干预措施降低阴谋论的传播能力，从而减少公众接触阴谋论的机会，比如鼓励人们在分享新闻报道之前进行反思。2023年，研究人员卡洛斯·迪亚兹·鲁伊斯（Carlos Diaz Ruiz）和托马斯·尼尔森（Tomas Nilsson）提出了技术和修辞干预措施，以对抗社交媒体上阴谋论的传播。

{| class="wikitable"
|+ 遏制社交媒体上阴谋论传播的干预措施 
|-
!干预类型
!干预
|-
| rowspan="3" |技术性
|揭露在社交媒体上插入和传播阴谋论的消息来源（标记）
|-
|削弱消息来源将阴谋变现的能力（反变现）
|-
|减缓阴谋论的传播（算法）
|-
| rowspan="5" |修辞性
|发布权威更正（事实核查）
|-
|基于权威的纠正和事实核查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个人世界观不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
|招募可以被视为盟友和内部人士的发言人
|-
|反驳必须源于参与者已经熟悉的认识论
|-
|为阴谋论信徒提供一条“退出通道”，让他们可以不再投资，而不受嘲笑
|}

==政府政策==
抵御阴谋论的主要手段是维护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可以获得许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政府信息来源被认为是可信的，而不是宣传。此外，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能够纠正错误信息，而不需要人们信任政府。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缺失减少了人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来源的数量，这可能导致人们支持阴谋论。如果政府不诚实或采取其他令人反感的行动，阴谋论的可信度就会增加，因此避免采取此类行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2020年，约瑟夫·皮埃尔（Joseph Pierre）表示，对权威机构的不信任是许多阴谋论的核心因素，这种不信任造成了认知真空，使寻求答案的个人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攻击。因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让消费者参与进来，以弥补他们对机构的不信任。关于这种方法的挑战，皮埃尔说：“承认公共领域中的不确定性领域的挑战在于，这样做可能会被当作武器，以强化后真相的世界观，在后真相的世界观中，一切都是可以争论的，任何反对意见都同样有效。虽然我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中间派，但重要的是要记住，真相并不总是存在于辩论的中间，无论我们谈论的是气候变化、疫苗还是抗精神病药物。”

同期，研究人员建议，公共政策应考虑到与任何政策或政策领域有关的阴谋论的可能性，并提前做好打击的准备。阴谋论突然出现在土地使用法和自行车共享计划等截然不同的政策问题背景下。就政府官员的公共沟通而言，提高沟通有效性的因素包括使用清晰简单的信息，以及使用目标人群信任的信息传递者。如果信息传递者被视为某人的圈内人，那么人们更有可能相信政府提供的阴谋论信息。如果官方代表与目标群体具有共同的特征，比如种族，则他们的效率可能会更高。

此外，当政府与公民沟通以打击阴谋论时，与印刷出版物等其他方法相比，在线方法更有效。这也提高了透明度，可以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并且更有效地接触到代表性不足的人群。然而，截至2019年，许多政府网站并未充分利用可用的信息共享机会。同样，需要有效使用社交媒体账户才能与公众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例如通过回应公民向这些账户发送的请求。其他步骤包括根据相关社交媒体平台上使用的沟通风格调整信息，并促进开放的文化。由于混合信息可能支持阴谋论，因此避免冲突的账户也很重要，例如确保组织各个成员社交媒体账户上信息的准确性。

==公共卫生战略==
在公共卫生战略的背景下，人们已经研究过成功消除阴谋论的方法。应对医疗阴谋论的传播策略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使用较少依赖情感诉求的技巧。使用鼓励人们理性处理信息的方法更为有效。视觉辅助工具的使用也是这些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阴谋论基于直觉思维，而视觉信息处理依赖于直觉，因此视觉辅助工具能够直接争夺公众的注意力。

在公共卫生活动中，公众对包含更极端结果的损失式信息记忆最深刻。然而，过度诉诸灾难性情景（例如低疫苗接种率导致流行病）可能会引发焦虑，这种焦虑与阴谋论有关，反而可能增加人们对阴谋论的信仰。恐吓战术有时会产生好坏参半的结果，但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其中一个例子是使用展示令人不安的健康结果的图像，如吸烟对牙齿健康的影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通过恐惧反应处理的信息通常不会被理性地评估，这可能会阻止信息与期望的行为联系起来。

一个特别重要的技巧是利用焦点小组来准确了解人们的信仰，以及他们对这些信仰给出的理由。这使得信息传递能够集中在人们确定的具体问题上，以及容易被公众误解的话题上，因为这些是阴谋论可以利用的因素。此外，与焦点小组的讨论和对群体动态的观察可以表明哪些反阴谋论思想最有可能传播。

通过减少无力感来解决医疗阴谋论的干预措施包括强调知情同意原则，向患者提供所有相关信息但不强加决定，以确保他们有控制感。改善医疗保健的可及性也减少了医疗阴谋论。然而，通过政治努力来实现这一点也可能助长更多的阴谋论，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Affordable Care Act (Obamacare)）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另一个成功的策略是要求人们在满足学校注册或驾驶执照等要求时观看一段短片，事实证明，这可以提高疫苗接种率和器官捐赠登记率。

另一种方法是将阴谋论视为表达个人和文化价值观的叙事，这使得它们不易受到直接的事实纠正，而可以通过反叙事更有效地解决。反叙事比简单的纠正更引人入胜、更令人难忘，并且可以适应个人和文化所持有的特定价值观。这些叙事可能描述个人经历，也可能是文化叙事。在疫苗接种的背景下，文化叙事的例子包括科学突破的故事、疫苗接种之前的世界，或英勇和利他研究人员的故事。需要解决的主题是那些可能被阴谋论利用来增加疫苗犹豫不决的问题，例如对疫苗风险的认知、缺乏患者赋权以及对医疗当局缺乏信任。

==适得其反的效果==
有人认为，直接反驳错误信息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由于阴谋论可以将反驳信息重新解释为其叙述的一部分，因此反驳某个说法可能会导致意外地强化该说法，这被称为“适得其反效应”（Backfire effect）。此外，发表对阴谋论的批评可能会导致阴谋论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干预措施包括仔细选择要反驳的阴谋论，要求独立观察员进行更多分析，以及通过破坏阴谋论社区的糟糕认识论来引入认知多样性。任何合法化效应也可能通过回应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阴谋论而减少。

存在可能发生适得其反效应的心理机制，但关于这一主题的证据混杂，而且适得其反效应在实践中非常罕见。2020年对适得其反效应科学文献的审查发现，即使在理论上有利于观察它们的条件下，也普遍无法复制它们的存在。由于缺乏可重复性，截至2020年，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适得其反效应要么不太可能在更广泛的人群层面发生，要么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发生，要么根本不存在。最初提出适得其反效应发生的研究人员之一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在2021年写道，错误信息的持续存在很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

一般来说，当人们了解到阴谋论相互矛盾且缺乏证据时，他们确实会拒绝接受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正和事实核查不太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没有哪个特定人群一直观察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事实证明，在许多情况下，向人们提供事实更正，或强调阴谋论中的逻辑矛盾，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在向“9·11”阴谋论信徒告知实际专家和目击者的陈述的案例中，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一种可能性是，如果批评挑战了某人的世界观或身份，则最有可能适得其反。这表明，一种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在提供批评的同时避免此类挑战。

=心理学=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阴谋论的普遍信仰就成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民俗专家感兴趣的话题，当时出现了许多关于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的阴谋论。2012年、2013年，社会学家图尔凯·萨利姆·内菲斯（Türkay Salim Nefes）强调了阴谋论的政治性质。他认为，这些说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试图揭示社会群体中“真实但隐藏的”权力关系。

“阴谋论”一词也由学者弗兰克·明茨（Frank P. Mintz）在1980年代推广。根据明茨的说法，阴谋论表示“相信阴谋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首要作用”：“阴谋论满足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各种政治和社会群体的需求。它认定精英阶层是经济和社会灾难的罪魁祸首，并认为一旦民众行动能够将他们赶下台，情况就会好转。因此，阴谋论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时代或意识形态。”

2014年、2017年两项研究表明，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阴谋论观念（即对阴谋论的信仰）可能是有害的甚至是病态的，并且与心理投射和偏执狂高度相关，而偏执狂则可以通过一个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程度来预测。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与精神分裂症等精神健康障碍密切相关。阴谋论曾经仅限于边缘观众，但现在已成为大众媒体的常见现象，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娱乐中接触阴谋论，会提高人们对阴谋论的接受度，同时也会增加边缘信仰的社会接受度。

阴谋论往往采用复杂而详细的论据，包括看似分析性或科学性的论据。然而，对阴谋论的信仰主要受情感驱动。关于阴谋论，最广为人知的事实之一是，对某一阴谋论的信仰往往与对其他阴谋论的信仰相关。即使阴谋论直接相互矛盾，这种相关性也适用，例如，如果你相信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住所遭到袭击之前已经死亡，那么你更有可能相信他还活着。从这一发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阴谋论信仰的内容不如当局掩盖事实的想法重要。分析性思维有助于减少对阴谋论的信仰，部分原因是它强调理性和批判性认知。

一些心理学家断言，与阴谋论有关的解释可能与引发阴谋的事件发生之前人们的强烈信念“内在一致”，而且往往如此。相信阴谋论的人往往会相信其他未经证实的说法，包括伪科学和超自然现象。

==动机==
相信阴谋论的心理动机，可分为认识论、存在论或社会论。这些动机在脆弱和处境不利的群体中尤为强烈。然而，这些信念似乎无助于解决这些动机；事实上，它们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例如，虽然阴谋论信念可能源于一种无力感，但接触阴谋论会立即抑制个人的自主感和控制感。此外，它们还会使人们不太可能采取行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阴谋论具有许多不利的属性，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它们宣扬对其他人和团体的消极和不信任的看法，而这些人和团体据称是出于反社会和愤世嫉俗的动机行事。这预计会导致疏离感和失范感加剧，社会资本减少。同样，它们将公众描绘成对所谓的阴谋家一无所知、无能为力的人，社会的重要方面由恶意的力量决定，这种观点可能会削弱公众的力量。

每个人可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相信阴谋论。相信阴谋论的人最明显的特征是疏离感、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或不快乐、世界观不合常规、感到无能为力。虽然人格的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对阴谋论的敏感性，但五大人格特质中没有一个与阴谋论信仰有关。

政治学家迈克尔·巴尔昆（Michael Barkun）在讨论“阴谋论”在当代美国文化中的使用时认为，这一术语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把某一事件解释为强大而狡猾的阴谋家为达到恶意目的而秘密策划的结果。巴昆认为，阴谋论的吸引力有三方面：

*首先，阴谋论声称能够解释制度分析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它们似乎能够解释一个原本令人困惑的世界。
*其次，他们以一种简单而又引人入胜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即将世界划分为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他们将所有邪恶追溯到一个单一的根源，即阴谋家及其代理人。
*第三，阴谋论常常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秘密的知识，不为人所知或不被人理解。对于阴谋论者来说，大众是一群被洗脑的群体，而知情的阴谋论者则可以庆幸自己看透了阴谋家的骗局。

第三点得到了约翰内斯·谷登堡-美因茨大学（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Mainz）社会心理学教授罗兰·伊姆霍夫（Roland Imhoff）的研究支持。研究表明，相信某种理论的少数人越少，对阴谋论者的吸引力就越大。1987年，一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即使所谓阴谋背后的阴谋集团几乎总是被视为敌对集团，阴谋论者也常常会感到安心。这是因为，想象人类事务中的困难是由人类造成的，并且仍在人类的控制范围内，是一种安慰。如果能牵连到阴谋集团，或许就有希望打破其权力或加入其势力。相信阴谋集团的力量，是对人类尊严的含蓄肯定——一种无意识的肯定，即人类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人们提出阴谋论来解释诸如社会群体中的权力关系和邪恶势力的存在等问题。阴谋论的心理根源包括投射；个人需要解释“一个有重要原因的重大事件”；以及各种类型和阶段的思维障碍的产物，如偏执倾向，其严重程度可诊断为精神疾病。有些人更喜欢社会政治解释，而不是遇到随机、不可预测或其他无法解释的事件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根据Chip Berlet和Matthew N. Lyons在2000年的说法，“阴谋论是一种特殊的替罪羊叙事形式，它将被妖魔化的敌人描绘成针对公众利益的巨大阴险阴谋的一部分，同时将替罪羊塑造成拉响警报的英雄”。

==原因==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在阴谋论中，寻找意义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一旦被认知，确认偏差和避免认知失调可能会强化这种信念。在阴谋论扎根于社会群体的背景下，群体强化也可能发挥作用。

2012年，一项对接受非理性阴谋论背后可能动机的调查显示，这些信念与某个事件（如“9·11”事件等）所导致的痛苦有关。其他研究表明，“妄想观念”是最有可能表明更相信阴谋论的特质。2015年一项研究还表明，对这些非理性信念的执着增加会导致公民参与意愿的下降。相信阴谋论与智力低下、分析性思维能力低下、焦虑症、偏执和权威信仰有关。

Quassim Cassam教授在2015年认为，阴谋论者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思维有缺陷，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智力品质有缺陷。他引用了哲学家琳达·特林考斯·扎格泽布斯基（Linda Trinkaus Zagzebski）和她的著作《心灵的美德》（Virtues of the Mind）中的观点，概述了智力美德（如谦逊、谨慎和细心。英：intellectual virtues）和智力罪恶（如轻信、粗心和思想封闭。英：intellectual vices）。智力美德有助于进行合理的审查，而智力罪恶则“阻碍有效和负责任的调查”。这意味着那些倾向于相信阴谋论的人拥有某些缺陷，但缺乏必要的美德。

2018年一项研究认为，阴谋论可能部分是由人类大脑检测危险联盟的心理机制引起的。这种机制在人类进化的小规模环境中可能很有用，但在现代复杂社会中却不适用，因此“失灵”，在不存在阴谋的地方感知到阴谋。

===投射===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心理投射在阴谋论者中很普遍。根据该论点，这种投射表现为将自我不良特征归咎于阴谋家。1965年，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表示：“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敌人似乎是自我的投射；自我的理想和不可接受的方面都归因于他。偏执狂风格的一个基本悖论是模仿敌人。例如，敌人可能是世界主义知识分子，但偏执狂会在学术手段甚至学究气方面胜过他。……三K党模仿天主教，甚至穿上了牧师的礼服，发展了一套复杂的仪式和同样复杂的等级制度。约翰·伯奇协会通过“前线”组织模仿共产党的细胞和半秘密行动，并宣扬对意识形态战争的无情起诉，其方式与约翰·伯奇协会自身在共产党敌人身上发现的非常相似。各种原教旨主义反共“十字军东征”的发言人公开表示，他们钦佩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奉献精神、纪律性和战略智慧。”

霍夫施塔特还指出，“性自由”是阴谋论者目标群体中经常存在的一种恶习，他指出“真正的信徒的幻想往往会显露出强烈的施虐受虐倾向，例如，反共济会成员对共济会惩罚的残酷性的喜悦就生动地表达了出来”。

===生理===
2023年，马塞尔·丹尼西（Marcel Danesi）认为，相信阴谋论的人很难重新思考情况。接触这些理论会导致神经通路变得更加僵化，更不容易改变。最初容易相信这些理论的谎言、非人性化的语言和隐喻，导致人们接受更大、更广泛的理论，因为僵化的神经通路已经存在。重复阴谋论的“事实”及其相关的谎言只会加强这些通路的僵化。因此，阴谋论和非人性化的谎言不仅仅是夸张，它们实际上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不幸的是，对大脑这种结构的研究还表明，一旦人们开始相信谎言，即使面对与他们的信念相悖的证据，他们也不太可能改变主意。这是一种洗脑。一旦大脑形成了一条相信谎言的惯性道路，就更难走出这条道路——狂热分子就是这样诞生的。相反，这些人会寻找证实他们信念的信息，避免任何与他们相冲突的东西，甚至颠倒相反的信息，以使其符合他们的信念。
“信念坚定的人很难改变想法，因为谎言在脑海中根深蒂固。事实上，仍有科学家和学者在研究如何通过大脑训练和语言意识相结合来对抗谎言。”

=社会学=
除了阴谋论等心理因素外，社会因素也有助于解释谁相信哪些阴谋论。例如，这类理论往往在社会选举失败者中更受追捧，精英和领导人对阴谋论的强调往往会增加阴谋论思维水平较高的追随者的信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将阴谋论描述为“民主的废气”：大量信息在大量人群中传播的必然结果。

阴谋论可能会在情感上让人感到满足，因为它会把责任归咎于一个与自己不属于的群体，从而免除自己在社会中的道德或政治责任。同样，罗杰·科恩（Roger Cohen）在2010年12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被束缚的思想……诉诸阴谋论，因为它是无能为力者的终极避难所。如果你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一定是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在控制着世界。” 

社会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格（Holger Herwig）在研究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解释时发现：“最重要的事件是最难理解的，因为它们吸引了最多的神话制造者和骗子的关注。”2009年6月1日，《时代》杂志的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认为华尔街交易员是最有阴谋论思维的人群之一，并将其归因于一些金融市场阴谋的真实性，以及阴谋论能够为市场日常走势提供必要的指导。

==批判理论的影响==
2004年，布鲁诺·拉图尔指出，批判理论的语言和智识策略已被那些他称之为阴谋论者的人所滥用，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否定论者和“9·11”真相运动（9/11 Truth movement）：“也许我对阴谋论太过认真，但我担心，在那些疯狂混合着下意识的怀疑、对证据的过分要求以及对来自社会梦幻岛的强有力解释的随意使用之中，隐藏着许多社会批判的武器。” 

==融合偏执狂==
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也是左翼和右翼反战运动的批评者。他创造了“融合偏执狂”（Fusion paranoia）一词，指的是左翼和右翼活动人士在反战问题和公民自由方面的政治融合。他说，这种融合是受到对阴谋论的共同信仰或反政府观点的推动。

迈克尔·巴尔昆（Michael Barkun）用“融合偏执狂”这个词来指代曾经仅限于美国边缘受众的偏执阴谋论，如今已具有了大众吸引力，并成为大众媒体的常见内容，从而开创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美国人们积极准备迎接世界末日或千禧年情景的空前时期。巴尔昆指出，执法部门充当了威胁既定政治权力的代理人，从而发生了孤狼式冲突。

=可行性=
随着推翻所谓阴谋的证据越来越多，阴谋论者心中的所谓阴谋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所谓阴谋者往往有相互竞争的利益。例如，如果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小布什）涉嫌对“9·11”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而民主党没有继续揭露这一所谓阴谋，那就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所谓阴谋的阴谋者。他们还认为，所谓阴谋者的能力很强，可以欺骗全世界，但又很无能，即使是不熟练的阴谋论者也能找出他们犯下的错误来证明欺诈行为。在某个时候，所谓阴谋者的数量，加上所谓阴谋者的利益和能力之间的矛盾，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维持这一理论显然成为一种荒谬的行为。

2016年，物理学家戴维·罗伯特·格莱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根据涉及的人数估算了阴谋被揭露所需的时间。他的计算使用了来自棱镜监视计划、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和联邦调查局法医丑闻的数据。格莱姆斯估计：
*登月骗局需要 411,000人参与，并将在 3.68年内被揭穿；
*气候变化欺诈至少需要29,083 人（仅限发表过论文的气候科学家），并将在26.77年内被揭露，最多需要 405,000人，在这种情况下，将在 3.70年内被揭露；
*一场疫苗接种阴谋至少需要2.2万人（不包括制药公司），并且根据涉及的人数，最短需要3.15年，最长需要34.78年才会被揭露；
*一项压制癌症治疗方法的阴谋将需要 714,000人参与，并将在 3.17年内被揭露。

2018年一本著作指出，格莱姆斯的研究没有考虑所谓阴谋之外的消息来源的曝光，而只考虑了所谓阴谋内部通过告密者或无能为力而曝光的情况。PubPeer网站上的后续评论指出，这些计算必须排除成功的阴谋，因为根据定义，我们不知道这些阴谋，而且对布莱切利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进行密码解读的主要地方）的预测是错误的，布莱切利园保密的时间比格莱姆斯的计算预测要长得多。

=术语=
一些阴谋论者在社交媒体上形容自己时会使用“真相追寻者”（"truth seeker"）一词。

在澳大利亚，阴谋论者经常被贬义地称为“烹饪者”（"cooker"）。“烹饪者”一词也与极右翼有松散的联系。

=政治=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将阴谋论的核心问题描述为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每个事件通常都被认为是故意和有计划的，大大低估了随机性和意外后果的影响。早在1945年，在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使用“社会阴谋论”（the conspiracy theory of society）一词来表示“战争、失业、贫困、短缺等社会现象……是一些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直接设计的结果”的观点。波普尔认为，极权主义建立在阴谋论之上，阴谋论借鉴了想象中的情节，而这些情节由以部落主义、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偏执情景所驱动。他还指出，阴谋家很少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从历史上看，真正的阴谋通常对历史影响甚微，而且会给阴谋者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相比之下，阴谋论往往假设存在宏大的邪恶组织或改变世界的事件，但其证据已被抹去或掩盖。正如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1999年所描述的，历史是“由人类集体的广泛力量和庞大结构推动的”。

（略）

=注释=
本文机翻、改动自英文维基百科页面：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spiracy_theory

原页面最后编辑于2025年1月20日（星期二）10:10（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