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社科概念》

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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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效应

2011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韦格纳给志愿者看了一份含有40桩琐事的清单，包括一些短句，如“鸵鸟的眼睛比脑子大”。

按照指示，每人要把所有这40句话输入计算机。一半的志愿者被要求记住这些短句，而另一半没有被这样要求。此外，有一半的人了解自己的工作将存储在计算机上，而另一半则被告知任务完成后输入内容会被即刻清除。

随后发现，按指示被要求记住信息的人得分并不比另一半人更好，但那些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清除的人得分就比另一半人高得多。

韦格纳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谷歌效应”——记忆功能存在“实用主义”。人不可能记得住所有事。无论是否有意识干预，大脑会自然地对记忆进行分类。显然，大脑能认识到，对容易获取的信息没太多必要都存储起来。因此，人们以为事实被大脑记忆了，其实事实大多被遗忘了。

如果把谷歌效应推导下去，会得出拍照会导致健忘。2013 年，费尔菲尔德大学的琳达·亨克尔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向了上述问题。亨克尔注意到，博物馆的游客痴迷于用手机拍摄艺术品，但对观赏画作本身的兴趣却越来越低。

于是，她在费尔菲尔德大学的贝拉明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本科生参观博物馆时，他们要按照预先指示去观赏特定的画作。依照实验设计，有些人要拍下画作，有些人只简单做笔记。

第二天，亨克尔询问两组学生对画作本身的了解情况，发现拍照的学生在辨别画作、回忆细节等方面都表现较差。

所以，当人们能轻易找到信息，大脑就会自动遗忘。 可见，互联网破坏者对人的诸方面造成重大损失，都可谓轻而易举，网上冲浪也要做好防御。

晕轮效应·恶魔效应

晕轮效应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俗话说：“一美遮百丑。”一个人，或一个物品，一旦一开始给人以好的印象，人们对这个人或这个物品的所有特点就都会给予较好的评价。这就像日晕、月晕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所以可以称之为晕轮效应。

和晕轮效应相反的是恶魔效应，即对人或物一开始有坏的印象，会使人对这个人或这一物品的所有特性的评价都偏低。

晕轮效应和恶魔效应不但常表现为“以貌取人”——以长相定人品、能力，而且还常表现为“人靠衣装”——以服装定地位、性格，“一面之交”——以初次言谈定人的才能、品德。在对不太熟悉的人进行评价时，这种效应体现得尤其明显。

因此，想要追求客观评价，又不经过客观统计，可谓难上加难。

相关实验

• 心理学家戴恩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他让被试者看一些照片：照片上的人有的很有魅力，有的无魅力，有的中等。然后，他让被试在与魅力无关的特点方面评定这些人。结果表明，被试者对有魅力的人比对无魅力的人赋予更多理想的人格特征，如和蔼、沉着、好交际之类。

•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以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分别做了一个试验。上课之前，实验者向学生宣布，临时请一位研究生来代课。接着，实验者告知学生有关这位研究生的一些情况。一个班学生被介绍说，这位研究生“热情”、勤奋、务实、果断；另一班学生就被介绍说，这位研究生“冷漠”、勤奋、务实、果断。而学生们并不知道“两个人”是同一位研究生。下课之后，前一班的学生与研究生一见如故，亲密攀谈；另一个班的学生对他却敬而远之，冷淡回避。

• Nisbett和Wilson希望调查听课的学生是如何评判讲师的（Nisbett,Wilson, 1977）。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对于评价老师的研究。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他们会分别看两段关于同一位讲师的不同视频。而这位讲师正好有很重的比利时口音。其中一组学生看了这位讲师和蔼而友好地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二组学生看了同一位讲师用冷酷而疏远的语气回答了同样的问题。在每组学生看完视频之后，他们被要求给这位教师的外表、特殊语言习惯，甚至还有他的口音（特殊语言习惯在两段视频中是一样的）打分。结果，看到讲师“和蔼”形象的学生认为他更有吸引力，他的语言习惯更令人喜爱，甚至他的口音也更加有魅力；反之，则完全相反。

挫折-攻击理论

用于解释攻击行为的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达成目标的努力受阻时其作出攻击反应的可能性也会提高。加重挫折感的主要因素为预期的程度及挫折的意外程度等，并且挫折感与攻击性正相关。该理论被犯罪心理学用于解释犯罪的原因，一些犯罪行为被归为由挫折引发的攻击行为，且一般而言经济、教育和职业方面的地位低下，智力低下，青春期容貌和身材的缺陷、性别认同障碍，私生子、单亲等情形使人更易受挫。这一理论已得到大量统计和实验证据的支持。

这基本可以解释为何恶俗头子大多都有家庭问题，以及平均社会层次最为低下的喷系如何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恶俗系最无下限的战斗力顶点。掏吧喷系头目曹自然后期还亲口承认自己上网黑喷是因为“现实不如意”，而肖彦锐的恶俗生涯更是对挫折-攻击的生动诠释。同样这也可以说明所谓受“公敌”侵害、主流排挤的各种“小圈子”为何总是容易产生更强烈的戾气。

与社会情境下的挫折感类似，由物理因素如酷暑、潮湿和污染等引起的身体不适都可能降低攻击行为的阈限，如骚乱和暴力犯罪往往更容易发生在夏季。这在实况J季节性的网暴热潮中尤其明显，在日本称为「夏厨」。

故意的激怒和侮辱也是攻击行为的一种明显原因。不难得出结论，恶俗迫害过的各种魔怔人有相当一部分本来都是恶俗一手制造。

社会学习理论

用于研究社会学习的理论，核心论点之一是学习者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替代性地得到强化，从而使行为模式相应改变，而无需事事通过亲自得到强化来进行学习。我们通过观察和模仿获得包括攻击在内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攻击和暴力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具有传染性。社会学习贯穿人的整个一生，但一般而言越低龄显然有着越高的可塑性。

实验证明高对抗性的竞技运动以及媒体暴力会提高其受众的攻击水平，例如电视节目中做出暴力情节的人物被美化为正面角色、在暴力游戏中攻击可以有效解决问题并得到奖赏，对于学习者就形成正强化（当攻击可以让个体逃离令其厌恶的情境时则形成负强化）。毫无疑问这包括中国恶俗发源的足球和日本恶俗发源的棒球，以及ACGN。但媒体暴力并不会直接导致攻击行为，而是作为一种风险因子。

班杜拉（Bandura）认为社会学习有三种主要的榜样，即家庭成员、亚文化群体和大众传媒提供的榜样，而在以攻击能力为优秀品质的社区或亚文化群体中攻击的发生率是最高的。

对媒体暴力的研究揭示出攻击的社会学习中的一些机制，惠斯曼（Huesmann）等人总结为三种社会认知结构：世界是敌对的模式、运用暴力解决麻烦的剧本和认可攻击的价值规范。更具体地，有如下原因可以说明攻击的社会获得：

1. “既然他们能那么做，我也能。”（去抑制）
2. “哦，原来应该这么做。”观察攻击榜样会触发人们去模仿，并且给人们一些点子，使其知道如何依样画葫芦。（获得攻击的认知脚本）
3. “我想我体验的一定是攻击情绪。”观看暴力可能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愤怒情绪。（高水平的生理唤起）
4. “哦，又是粗暴殴打。”不断观看暴力会使我们的敏感度降低，增加我们对暴力受害者的冷漠，或者认可暴力为现代生活的必然现象，因而更容易接受暴力。（脱敏）
5. “在他攻击我之前我要把他放倒。”观看大量的暴力使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更可能对他人表现出敌意。（敌意归因）

主动性攻击

Dodge等人提出的一种攻击行为分类——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前者的理论来源为挫折-攻击理论，后者则是社会学习理论。反应性攻击是对威胁或挑衅做出的敌对反应，包括发怒、报复等，是一种“热血”的攻击行为。主动性攻击则是一种缺乏感情，更趋向于某种获利的攻击，包括欺凌、控制、捉弄、羞辱、胁迫等，是一种更为“冷血”的攻击行为。主动性攻击与冒犯无关，来源也并非挫折，而是个体沉浸在一个视攻击为有效解决冲突和问题的情境中通过学习习得的。恶俗向键政圈的传播可谓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

自然状态（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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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用于论证其国家理论的关键概念，是一种前国家的假想状态。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要求无限制的自由，并且完全不顾及他人，因此逻辑的结论就是每个人的自由互相冲突，进而导致无限制的互相报复。自然状态并非是关于国家演化形成的学说，而是用于论证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理论（即假如没有国家会怎么样）。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基础。

要点在于，绝对的自由会导致绝对的暴力和霸权并非空穴来风。一种精致化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当他人侵犯我的自由时，我以同等程度侵犯他人自由是自然权利之一，但自然状态下个体对该项权利的行使永远会超出限度，导致报复的恶性循环，为此惩罚的权利必须让渡给政治共同体。该论证的中间部分在现代心理学中基本可以找到证据支持。这源于攻击行为本身就倾向于引起的自我正当化，而自我正当化又将造成进一步的攻击，因此报复一旦开始，往往就会进入暴力的恶性膨胀，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将这总结为一种不断升级的循环。把恶俗圈当自己家的人可以说正是忽视了这点才走上接盘之路，希望反恶俗人士对此能有明确认识。

关于极端无秩序所导向的另一种后果，后文还将提及。

去个体化

最早由利昂·费斯廷格等人提出的“去个体化”，是指在群体中，因个人感觉自己被淹没而导致个人意识和理解评价感丧失，个体认同被群体的目标认同所取代，个体难以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与行为，自制力下降，而导致人们加入到重复的、冲动的、情绪化的行为中去的过程。其主要成因一是个体成员的匿名性，一是个体有受到群体中的外在因素影响的可能。

由此笔者猜想：网络暴力人士内斗当中，多人互相出户籍让对方实名上网、互相逼对方退网，实际上倒是阻止了去个体化的现象，然而如今网络暴力人士也进入了去个体化的阶段，网暴逐渐进入所谓“大势所趋”（即“因大众涌入而被破坏”）的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一部分人学会了从身份信息到生活场景都作假套用进而让施暴者扑空，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道德和法律的发展网上网下各个地域都给予了来访者隐藏自己身份的权利与机会。

另外，关于去个体化的研究表明，适当的自我控制是社会稳定所必须的。由此笔者认为，早年间李毅吧“无所不黑”，实际上就是李毅吧分崩离析的伏笔。

道德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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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脱离，即是把自己所做的不道德行为合理化。透过道德脱离，人类能够犯上可怕的罪行，使暴力合理化。

所有的道德脱离技巧都是让人们接受他们原本认为不道德和不公平的行为。例如，假设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虐待儿童，而去人性化和其他道德脱离策略让人们以为小孩只是讨人嫌的动物，那么人们就可能虐待儿童。使用道德脱离策略的操纵者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权力或经济利益。

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所描道德脱离具有八种形式。

非人化

八种形式其中之一即是“非人化”（英语：Dehumanization），又称非人性化或去人性化，是指贬低、物化、妖魔化他人，也是指对他人的人性的充分否认，带有对其他人的残酷对待和漠视他人的痛苦。通俗的说，任何不将他人视作人类的行为或者想法均属于非人化。

恶俗圈人士把受害者称为“蛆”，恶俗狗维基把恶俗圈人士称为“恶俗狗”，均是非人化的一种言语表现。

对非人化的政治宣传，是一种战争罪行，可以在国际法庭中审判。当你看到、听到政客或网络喷子使用“蠢货”“臭虫”“绿茶婊”“猪狗不如”这样的词汇时，他们就是在进行去人性化。人们用去人性化的方式为自己的贪婪、偏见、暴力和虐待做辩护。尽管去人性化与右翼民族主义联系最为紧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有人会使用去人性化的语言。笔者建议学术相关和政治相关人士均避免作出此种行为。

去人性化使偏见和暴力合理化，使受害者看起来比其他人更不像人，即受害者是不文明的，是低一等级的，或者是不那么有感情的。典型的策略是使用“动物”和“害虫”这样的词。在政府、军队或恐怖组织犯下的大规模暴行或种族灭绝中，你会看到去人性化的作用，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将犹太人视为劣等民族，恐怖组织将攻击对象视为魔鬼。去人性化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接受甚至参与他们明知是错误的行为，如屠杀。

然而，去人性化并不仅限于政治问题。无论何时，当一个人贬低另一个人，夸大他或她的某个单一的特征，特别是一个负面的特征时，这样做就是去人性化。“酒鬼”“瘾君子”“同性恋”“大龄剩女”“糖尿病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全部复杂性，使他们成为一种症状或疾病。甚至许多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恐慌中，也使用了“超级恶魔”之类的去人性化的术语。所有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健康状况或其他特征的诽谤或侮辱，都是去人性化的。

与去人性化相反的是同理心和尊重，正如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那就那样去对待别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这个信条就是尽可能地人性化，呼吁每个人都给予别人你自己想要的待遇。这意味着世界上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去人性化和道德脱离的原因

通常而言，道德脱离是暴力和偏见的起因。关于道德脱离的原因的研究较少，但是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洞见。

首先是操纵，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领域的操纵。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太多的提示，人们就会陷入“我们”对“他们”的部落主义。

其次，去人性化是自恋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不能理解别人和他们一样，有自己的内在生活。他们当自己当作电影中的明星，而其他人只是配角。幸运的是，这些案例相对少见，但是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那么情况可能会很危险。

去人性化也可能是暴力循环的一部分。被虐待的儿童在长大后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作为对生理和心理痛苦的防御。有时候，被虐待的受害者对他人的帮助很敏感，无法正确对待他人的善意，反而伤害那些帮助他们的人。他们看到其他受害者时可能会避而远之，而不是施以援手，因为其他受害者会让他们想起他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痛苦。

如何防止或减少去人性化

另一种理解去人性化的方式是，有些人缺乏同理心和换位思考的能力，当你鼓励他们换位思考时，你就可能会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大多数人生来就有同情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学会社交规范和表达情感支持。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相关的情况下，认知行为疗法或正念疗法等干预措施可以帮助人们处理自己的感觉，并为移情创造更多的空间。

米尔格拉姆（Milgram）著名的关于服从的研究也提出了削弱责任扩散的方法。在他的实验中，尽管许多参与者可能被迫给“学生”施加高电击（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受到电击的联盟成员），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让他们这么做并不容易。例如，如果他们看到了电击对受害者的影响，或者仅仅间接接收权威人物的命令（比如通过电话或对讲机接受指令），这些因素就会极大地降低他们的服从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新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帮助人们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说：“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才能做到这一点。”

你不能用去人性化来对抗去人性化

对于那些被去人性化吓坏了的人来说，不要因为这种恐怖而滑入去人性化的深渊。例如，在反法西斯运动中，一些极端人士认为德国纳粹及其后代不配为人，这与当初的纳粹运动确有相似之处。那些鼓吹种族主义的人，那些拐卖儿童、妇女的人，也是人，而不是“怪物”。他们的行为是可恨的，贪婪的，暴力的，甚至是可怕的，但是我们要指责的是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作为人的他们。他们或许经历过不幸，在缺爱的家庭中长大。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人变坏，但他们仍然是人，认识到他们是人对于减少去人性化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人道的社会，我们就不能用暴力和侵犯的方式去对待他人。

你能做什么

有许多具体的行动步骤可以帮助你成为社会中的一股人性化力量。

1)当你批评他人时，不要使用去人性化的语言，包括那些令你讨厌的人或犯下可怕罪行的人。你可以批评他人的观点或行为，但是不要称他人为“怪物”“变态”“尼安德特人”或者其他暗示他们不是人类的词语。

2)用问题或陈述引出移情反应。除了少数极端自恋或社会病态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有同情心。试着这样说：“我只能想象如果他们是我的孩子，我会有什么感受。”“我试着想象穿上他们的鞋子走一千米会是什么样子。”“我总是试图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我认为我们都想要同样的基本生活。”你可能会得到一些防御性的而不是同情的回应，但是如果你能让一个人认识到别人的人性，那将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地引起移情反应，你可以收听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的播客“The Talk”，它涵盖了三个步骤。首先，验证这个人，即人性化他们。其次，指出问题所在，询问对方的想法。最后，讲述一个你如何发展自己的爱与尊重的个人故事。

3)避免发布未经审查的关于人们提出去人性化要求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歧视女性、同性恋之类的标题，它们有着“震惊”“天啊”之类的夺人眼球的标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发布对事件的分析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直接从种族主义者或厌恶女性者的消息来源中转载这些片段，那就有问题了。

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短片，你可能无意中制造了一种“反弹”，因为你展示的是人们通过宣扬去人性化的想法来获得全国性的媒体报道。在媒体报道后，这种视频的传播会导致校园枪击事件和自杀事件的增加。

新闻媒体仍在努力应对这一挑战，但是在这个连最卑鄙的观点都很容易在网上找到的世界，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应对。

4）记住，提升自己的唯一真正方法是把尊重他人，而不是贬低他人。大多数人认识到，负面评论背后潜藏的是不安全感和某种特殊需求，这些负面评论可能完全是在抬扛，完全是在进行人身攻击。心理强大的人不需要依靠贬低他人来获得满足感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对成年人来说，攻击婴儿、儿童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非常容易，因此，你越有权威和权力，你就越要学会尊重他人，谨慎地避免去人性化。

5)要意识到并大声说出你周围隐藏的偏见。你和你的同事是否具有包容性？你的公司是不是给男性更多晋升机会？你在闲聊时是不是会取笑弱势群体？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完整的、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有时，去人性化似乎势不可挡，轻易就能俘获人心，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抵消去人性化的破坏力，你可以通过在社会中成为一股人文主义的力量来发挥作用。

指责受害者

这是许多行凶者最喜欢的策略。与去人性化一样，指责受害者的做法是试图把罪恶归于受害者，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行凶者身上，行凶者才是不当行为的真正根源。

比如模板:保持中立的缺失。

委婉地贴标签

这种策略让施害者看上去很善良，是在同情受害者。委婉地贴标签在政府中很常见，比如官方文件用“附带伤害”指代对平民的屠杀，用“精神病患者收容所”来指代对精神病患者的关押。

又如用“出道”这两个字指代人肉搜索。

结果合理性

这种策略试图证明虽然某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结果是好的。例如，电影《复仇联盟3》中，灭霸想要消灭宇宙中的一半人口，以保护宇宙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些父母、老师总是说“我这是为你好”，却无视自己造成的伤害。

狗维和恶俗维基均遭知乎匿名厌恶的原因即在于此。

道德相对论

这是指道德的标准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可以像温暖的春风一样轻抚朋友，像冷冽刺骨的冬风一样狂扫敌人，没有人能满足所有人关于道德的标准。这种策略有时会导致人们用暴力对抗暴力，但是非暴力抵抗不仅更合乎道德，而且长期来看更有效。

（敏感话题。）

对后果的扭曲

这是指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有害的。例如，当孩子控诉父母的虐待时，父母的反应可能是“没有我你能长这么大”，“没有我你能考上大学”。但是，父母的虐待与孩子考上大学这二者之间可能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变得更加坚强，但是变得加强不是施害者施加伤害的理由。

意识到真相也不是爆料者迫害被爆料者的理由，比如实名/李馨怡#语录。

转移责任

例如，声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恶俗维基的“一日站长”代替有实权的行政员受罚，或与此有关。

责任扩散

这是指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特定情境，从而将个人责任最小化。例如，平时遵纪守法的人，在停电或经历自然灾害后抢劫商店。

请不要把文集/实用社科概念#挫折-攻击理论和其他心理学理论当作“挡箭牌”。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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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沟理论与上限效果理论

知识沟理论是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P.J.Tichenor）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这一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经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抛开键政人“路线先于知识”的限制不谈，恶俗势力在当今全球活跃网民心目中为何被“神圣化”，以及此种刻板印象能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此理论及其驳论综合看待。

知识沟理论的背景

1960年代美国的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明显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常常是在进入小学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学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贫困的儿童，在学前没有钱请家庭教师，没有钱购买启蒙读物。进入小学后，二者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差距。有关研究证明，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两极分化。

面对上述情况，一股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在当时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来改善贫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条件。

通过制作儿童启蒙教育的电视系列片，利用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就成为“补充教育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于是，针对这一目的制作的《芝麻街》电视系列片应运而生。

然而对于该系列片播放后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芝麻街》播出后虽然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总的实际效果却是扩大了贫富儿童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的差距。因为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富裕儿童。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将同样的知识或信息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传媒的机会上并不存在平等与否的问题，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并不是如此简单。对此，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为主的“明尼苏达小组”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于1970年在《舆论季刊》上提出了“知识沟理论”。

知识沟理论的主要内容

蒂奇纳（P.J.Tichenor）的知识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二者这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蒂奇纳认为，还有五个因素是造成“知识沟”扩大的原因：

第一，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然而中国大陆的逻辑学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地干脆限定到大学的哲学系，而哲学系学历学位又不被用人单位认可，大陆人的教育观之偏执已经可以与国外“性别重置进校园”同台竞技。

第二，知识信息储备上的差异。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教育渠道得来的知识越多，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也就越快。然而2020年以来的大众传媒与正规教育本身分化形成的天壤之别，已经直接体现在“网课爆破”的现象上。

第三，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教育通常意味着日常行动圈子较大，参与更多的社会团体，人际交往更多，由此扩大了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话题的机会。社交活动越活跃，交往的范围越广，获得知识信息就越快、越多。然而大量自诩“看客”的人常年被固定在工位上甚至课桌前，反倒是中外多语恶俗系（中有神系，外有8chan）通过极端键盘政治言论结识了大量的老派异见分子以煽风点火、拉帮结派为工作（注意NPO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也都有奖惩手段）。

第四，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和记忆，可能是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众媒介的研究始终发现，人们往往以符号（既有信仰，又有价值观）的方式解释记忆信息。也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大众传媒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就越高。这样，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环境下，各路网络暴力重视恶搞的特点无疑能掀起一场又一场“灵魂深处闹享乐”的风暴。

第五，发布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性质上的差异。迄今为止，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科学知识、公共事务和新闻一般重复较少，而当今的广告重复较多，而重复有利于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对话题的学习与熟悉。然而与大陆的“新闻稿重复化”和亚伯拉罕三大宗教各项仪式的繁琐结合起来看，读者一定不难理解恶俗系在境外网络打社工库广告的作用。

知识沟理论的体现

知识沟理论认为，在操作上，知识沟至少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表现：

第一，经过一段时间，文化程度高的人，对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的获取速度，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快。

第二，在特定的时间里，经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获取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比未经大量报道的话题高。

“知识沟理论”认为，理论中的五大差异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会处在有利的地位，这就是造成知识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大众媒介流量继续增加时，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态度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知识沟也随之加深。

上限效果理论

与知识沟理论持相反意见的是J.S.艾蒂玛等人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论。

上限效果理论是由J.S.艾蒂玛和F.C.克莱因于1977年提出的，是指：个人对特定知识的穷追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的也就早；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赶上前者。这是对“知识沟”理论的否定。大众媒介传播的多是普及性知识，无论富有者还是贫困者从大众媒介那里得到的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大众传播带来的结果不是社会知识格差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

通俗地说，艾蒂玛的观点表明，由于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的作用，社会的“知沟”一开始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最终还是会缩小，其理由是由于三个“上限”的制约：

第一，信息源的性质所决定的“上限”。大众传媒传播的知识只是某一范围、领域，某种程度上的“一般”知识，并非是“高、精、尖”的知识。无论处于什么经济地位的受众，都不可能从大众传媒中获得超过这个范围、领域、程度的知识。

第二，受众本身具有的“上限”。在大众传媒的受众中，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在感觉到自己的某种知识已经充足的时候，就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这方面知识的追求。

第三，现有的知识已经达到“上限”。如果受众个人的知识程度已经高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他们便不会再通过大众传播去寻求知识。

上限效果理论提出后，学界对此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学界认为，上限效果理论所说的“上限效果”，虽然在大众传媒受众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获取过程中是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个假设也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从大众传媒受众个人在整个一生追求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一定存在，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这是因为，受众个人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领域追求获取某一特定知识会出现“饱和”，这些知识的增加会出现停顿。这时，他们就会开始对下一个新领域的知识的追求与获取，这就必然会增加他们的知识总量。

第二，知识是会不断更新，逐渐老化的，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在追求获取知识方面即使在后来某个时候到达了社会经济基础位高的人的“上限”，而这时因为时境的变化，他们获取的知识的实际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那种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知沟”，实现普遍社会平等的观点是不成熟的。

这样，恶俗人不能够“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人”，但能够从过去至未来不断涌现，重演欺骗戏码；假如真如抽象系所说“人人都骂孙笑川，人人都是孙笑川”，社会上全员互害，事情反倒比现实简单了。

对知识沟理论及上限效果理论的补充

日本学者儿岛和人认为，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知识沟”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在贫富阶层之间，而且会广泛地表现在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以及文化之间——这些或许是蒂奇纳和卡茨曼在分析“知识沟”的原因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这样，笔者认为“阶层、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以及文化之间”也可能有自己的“知识上限”。因此不从经济、外交、法治下手，只想实现文化上的平等，或想实现文化上的垄断，就都是泥牛入海，具体下场可以参考Sweet Baby公司。

缩小知识沟的对策

为了缩小知识沟，有许多学者提了两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从硬件方面，必须对不发达地区或低收入者阶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第二，在“软件”方面，必须提高社会成员的“媒介使用的能力”。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激发他们强烈的欲望，培养他们的勤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没有勤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仅仅把电脑、电视等传媒当成娱乐消遣的工具，缩小“知识沟”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恶俗系是第一个不搞请客吃饭的网络剥削者，对温良恭俭让的双标使用也是网上最重的。“躺平”本身的爆火少不了神系恶俗人员（骆华忠等人）打响第一枪的恶，还请读者不要all in给躺平者带着奋斗者一起毁灭的猜测。

缺乏社会情境线索假说

过去学者认为，电脑中介传播无法传递社会情境线索，你传给对方消息，可能是机器、狗等非人类食物在跟你对话，你感觉不到人在跟你传消息，这就有了去人性化的现象。

Sproull & Kiesler于1986年提出“缺乏社会情境线索假说”（cues-filtered-out）。此假说认为，造成一切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线索不会在此影响人们的介质使用行为，因而电脑中介传播是一个参与者地位平等的区域。

社会情境线索（例如性别、年龄、种族等）越多，用户受到的规范就会越多；但缺乏社会情境线索时，可能带来“免于受到限制的自由”（freedom form constraints）和“免于负责任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ponsibility）的影响，容易批评和诋毁他人。例如，你知道对方是长辈，因此所传的消息就受拘束，而变得不敢乱讲话。

由此可见，恶俗系自古典恶俗以来沿着歧视链来大肆人肉快打的“光荣传统”，实际上和站点封禁和挂出IP的行为，都使得整个网络只有黑客攻防和社工攻防能力双强的人可以任意出口成脏。

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

社会临场感理论认为，介质越能传递多方面消息，越能使人有置身现场的感觉，因而其社会临场感越高。

例如，你传消息给对方时，他马上“已读”，你就感觉对方存在感很强烈，这就是高社会临场感；但对方如果没有马上回你，你就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这就是低社会临场感。

由于电脑辅助沟通是以传播消息为主的介质，因而相当多丰富的人际非语言传输过程中被损耗（吴殊蒨，1996），电脑中介传播一直被归类为低社会临场感的介质。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由电脑中介传播的消息不再只局限于文字，亦能进行影像、声音的传递，因而电脑中介传播已不能被粗略的划分为低社会临场感的传播介质。

难怪喷系会走向“黑现实”的道路。

网络论战

网络论战（英语：Flaming），日语称“炎上”，是指网络使用者间的争执出现，属于虚拟社群内的冲突。Flaming这个词汇从The Hacker's Dictionary出现，形容愤怒或无理的文字在对此主题有兴趣的社群成员中传递，目的在于反驳其他成员的观点，以追求他人认同，或彰显自我优越感。由于匿名而缺乏真实线索，加上文化差异以及新手不遵守网络规范，网络论战的确比真实生活的论战来得频繁。

对于冲突的处理方式，若站长或者版主经常采用压制的手段解决，无协调或是透过公平投票的过程，往往导致社群成员的向心力降低，该议题的内容也无提升的可能。但若是管理员能秉持中立性，适当依照版规来纠正论战观点，或是惩罚谩骂的网友，则有效助于论战的进行以及内容的提升。

在社群认同的部分，大多数认为网络论战会导致无意义的谩骂，破坏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但也有相关研究也指出，论战也有利于社群意识的加强。网络论战在个人层次的影响，可能会加强或者降低虚拟社群成员的向心力，

有学者认为，论战会使得讨论串失去焦点，偏离当初的主题。所以，论战对于议题内容而言，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但若是论战本身可以透过管理者的修正，以及专业者和高度信誉者的参与，使论战脱离人身攻击以及议题发散的结果，将有助于论战对于内容层次的提升有正面的影响。

相较于面对面沟通，网络论战更容易隐藏身份，因此更容易引发论战，在面对面沟通可能不会留下纪录，但是网络战就不一样了，一旦讯息传送，就无法删除，所以在留言或评论，务必要想清楚在留言，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战争，一旦开战，就无法结束，等着你是永无止境的讯息。

比起电子邮件，网络论战更容易发生在线上聊天群，因为在同个时间点进行多人聊天，有些人可能在聊天或者是在言语上造成对方伤害，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却不知道已经去侵犯到对方语言或文化。每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境都不一样，同一个讯息，对每个人的解读也都不一样，所以在与别人沟通，尽可能别触犯到对方，以免引发论战。

网络论战与网军，也分成好几种特殊情形，一是与自己想法互相排斥的人，二是为了金钱利益，三是拿别人钱去办事，四是机器人写成程式自动回复洗版等等，这些都会产生网络论战。

所以像妖照那样一边说着“害人不需要理由”一边又沾黑产买卖的人，笔者认为实在不适合参与网络社区的管理。

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

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于90年代由利尔和史皮尔斯两位学者提出，以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发展。

该模式牵扯到两个概念。

•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不单限于个人的行为模式，还是个人与团体之间的社会价值观的判断。

• 去个人化（deindividuation），指个人受到团体的影响，自己的意识被团体与目标之认同所取代，导致自己的意识与团体愈来愈疏远，而集中在团体的行为，逐渐与团体表现出一致的想法。

社会影响途径理论

社会影响途径（Social impact pathway）理论认为，缺乏非语文线索的，带宽小的介质，在情感或社会的带宽也会变小。

社会影响理论

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 theory）认为人们对于各种介质的看法与使用类型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富勒柯等学者（Fulk，Steinfield，Schmitz，and Power，19897）运用社会影响理论针对组织内员工使用电子邮件的行为与态度进行研究。他们提到，六项相关因素会影响个人在组织内的介质使用行为：

• 介质特征

• 介质使用经验与技能

• 社会性影响

• 工作经验与技能

• 工作特性

• 情境因素

笔者猜想，黑产交易越频繁，黑产恶俗成分越重。

调适性结构行动理论

纪登斯（Giddens，1984）的调适性结构行动理论（adaptive structuation theory）主要探讨行动者（个人）和组织两者间的结构特性在交互影响下对于社会结构产生变化的过程。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交互时，可以透过不同的模式在生产规则和资源，稳定社会系统，对人们形成制约力量；但行动者也可能改变原有的规则和资源分配情形，这称之为“行动者的能动力量”。理论强调，团体的交互过程决定科技所产生的效果，但是组织或团体并不会被动的接受科技，而会为特定目标主动调适科技的运作；用户对于科技的认知不是直接由科技的特性决定，而是团体的选用过程影响传播过程，间接影响用户决策的结果。

笔者猜想，黑产商越亲自表示要破坏社会秩序，买卖黑产的人们实际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就越重。

介质丰富度

Trevino等人（1987）以介质丰富度（Information richness）形容传播系统对信息的负载量，把传播管道分为贫乏与丰富两类。

用来决定介质丰富度的指针有下列四项：

1. 立即反馈的能力；
2. 是否可传递多重线索，如肢体语言；
3. 使用自然语言，如说话；
4. 介质的个人化焦点。

若传播媒具备上述所有或大部分特质即为丰富媒体，反之则为贫乏媒体。丰富媒体拥有比较多的资源，使聊天能更能了解消息内容，也能降低不确定性，如面对面传播；贫乏媒体比较适合明确性任务，如工作，文字消息的交互，因此消息也充满不确定性，必须配合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介质，消息才能快速的处理。

Daft & Lengel（1986）认为，丰富度最高的介质是面对面传播，因为它具有立即反馈功能，并能提供多重线索，且能以最自然的语言进行沟通；其次则为电话，电话的介质丰富性虽缺乏肢体语言等的多重线索，但亦具备立即反馈能力，以最自然的语言进行沟通；第三则是属于电脑传中介传播中的电子邮件，大部分的电子邮件皆使用自然语言，可快速提供反馈，但无法提供立即反馈。

而频道扩展理论（channel expansion theory）和介质丰富度理论相左，强调人们的经验会决定对电脑中介传播的偏好和丰富度的评估。频道扩展理论假设，个人使用某个特定的介质的资历越长，经验越丰富，该媒体的丰富度评价就越高。

电子亲密关系理论（electronic propinquity theory）以心理上的亲密感觉为主要概念，主张透过电脑中介传播也可以产生如面对面沟通的的亲密感觉，而其中影响亲密关系的因素包括：

• 带宽：介质带宽越大，亲密感越高；

• 立即反馈：反馈速度越快，亲密感越高；

• 工作的复杂度：复杂度越低，亲密感越高；

• 沟通技巧：沟通技巧越好，亲密感越高；

• 沟通规则：沟通规则越少，亲密感越高；

• 沟通管道的数量：沟通管道数量越多，亲密感越高；

依据介质丰富度理论，如要达到亲密关系最好是使用面对面传播；但是文献也指出，某些情况下使用电脑中介传播也能达到正面的效果和满意度。电子亲密关系理论，就解释了这种落差。

结合这些理论可见，沟通内容越是一片空白，沟通效果就越差，由此可以理解顾杨阳之流DDOS的危害。

社会信息处理模式

社会信息处理模式（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最早由Salancik与Pfeffer所提出。该理论强调，社会本身建构的主观模式，将影响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满足与使用态度；而电脑中介传播的沟通模式亦能发展人际关系，只要有人际之间的交互，就会产生社会聚合的驱动力，纵使在非语文线索的电脑中介传播情境下，亦可寻求其他方式来弥补线索不足（例如使用情绪符号、交换照片）。

出道和辱骂，一个交换了（非法的）照片，一个使用了情绪符号。

超人际交互模式

Walther提出了用电脑中介传播创建在线印象与关系时的超人际交互模式（hyperpersonal model）。超人际交互的因素包括：传播者选择性自我呈现，接收者过度归因，异步的沟通管道和反馈。

• 传播者选择性自我呈现：在面对面的情况中，人们会花时间和精力来维持自我形象并吸引别人的注意，获得别人的赞赏。这种发展最佳印象的能力和选择性，更容易在电脑中介传播的环境中展现、提升。传播者在线索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尤其是缺乏身体外貌等相关信息会选用对于自己有利的信息加以编排与建构，以获得好印象。

• 接收者过度归因：因对方发送过来的线索不足，接收者会运用团体认同或想像以填补线索的空缺，容易忽略对方的负面属性，建构完美评价，此种过度归因（overattribution）会让双方在进行到面对面沟通时（比如约出来见面）产生很大的落差。

• 异步的沟通管道和反馈：心理学的概念“增强循环”（intensification loop）便可说明这样的效果：交互双方在一开始交互时就有些许好感的话，好感便会随着时间轴的拉长进而增强（Walther，1996）；但具有社交焦虑倾向的人在网络上的人际关系越满意，线下的社交行为越退缩（Caplan，2003）。

肖彦锐即是一例。

新兴科技理论

随着科技进步，社交网站的兴起与普及也引发新的研究方向，和传统的电脑中介传播理论有些差异。

由文字、图像、声音高级成影音资源，从web1.0到web2.0，其重点关注用户层面，强调交互、交流、参与度、共享的精神，内容不再是核心制作方式，而是用户提供的内容。

web2.0网络用户不再是消息的接收者，更是消息的创造者与传递者。

保证理论

保证理论（warranting theory）认为，网络上的信息被区分为高保证信息和低保证信息。

高保证（high warranting）信息由他人所提供，可信度较高，例如好友的留言或评论。

低保证（low warranting）信息可信度低，通常由本人提供，容易被修饰或隐藏。

我们对网上认识的朋友，还会在网络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的资料，此种经由各种管道信息搜集的现象称为“社会三角验证”。

恶俗人士抓住了有关现象大肆抽水，他们的造谣辱骂只要转发人数足够多，内容就足以让人信以为真。此时恶俗人士已经触犯法律，但恶俗头子还会选择再勒索一笔“删贴费”，实属罪加一等。但另一方面，出道和真人快打也变得有点扑朔迷离，被人转发很多的略易被相信，被人转发很少的就略易被怀疑。

信息技术接续使用模式

信息技术接续使用模式（ICT succession model）主张联合运用各种不同的信息技术，加上传统的介质将产生最大的传播效果，譬如现以面对面方式传递，后续再使用电子邮件提醒，会比只用电子邮件的效果来的高。

可见722事件等真人快打，以及各种suggest污染影响之恶劣。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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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羊

替罪羊（Scapegoating）是一种概念，指一种将一个人或一群人孤立出去，要求承担过分的责备与随之而来的负面待遇的行为。替罪羊可以是个人对个人（例如“是他做的，不是我做的”），个人对人群（例如“有高个子挡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人群对个人（例如“简是我们的团队未能获胜的原因”），以及人群对人群（“这个种族的一切问题都是另一个种族造成的”）。

替罪羊也可以指替罪羊行为的客体，可以是成人、儿童、兄弟姐妹、雇员、同龄人、种族、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国家等。

恶俗元老胡振邦和古典恶俗把娱乐圈的明星当作人类社会的替罪羊；而在今天的恶俗狗维基，恶俗经常是整个互联网的替罪羊。但笔者认为，作物歉收和食品腐烂给人类造成的损失远高于玩网害人，生物入侵和生态失衡给文化造成的腐蚀远重于生活腐化。

马基雅维利主义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一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其主要理论是“政治无道德”的政治权术思想，著作中包含了一系列对于获取和掌握政府权力的建议。

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个体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标的一种行为倾向，包含两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是指，自然选择更多选出成功操控他人行为的个体，不考虑个体倾向于合作还是剥削；

第二层涵义就是特指剥削，其涵义源自管理和领导力的“黑暗面”。

Christie和Geis（1970）通过早期的政治研究和权利的历史观点，特别是那些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得到支持的观点，阐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领导者的主要特征：第一，人际关系中缺乏情感；第二，对传统道德缺乏关注，对他人讲功利，不讲道德；第三，对他人讲用处，不讲理性；第四，只关注事件的完成，不关注长期目标。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把那些为达到自己目的，缺乏对常规道德的关心，而不惜在人际关系中使用欺诈手段、机会主义手段，审视和摆布别人的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曾有研究表明，在组织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政治行为高度相关，它是许多组织政治化的晴雨表。

逻辑学

逻辑中一个或为真或为假的语句称为陈述，而一个由前提和结论组成的陈述系列称为论证。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可以合理也可以不合理。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如果其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真，而与前提和结论实际上的真或假无关；一个论证是可靠的，当且仅当其是有效的且所有前提都为真。论证的论证形式是指它的推理模式，如

• 要么是A要么是B，只有这两个人有作案的可能，既然B当时不在现场，那么凶手必定是A。
• 你不想让我们拍卖你的房产，但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偿还贷款或者房产被拍卖，所以，你必须马上还款。

这两个论证拥有相同的形式：要么p，要么q；非p；所以，q。（析取三段论）

如果一个论证直接采用了无效的论证形式，称为形式谬误，如若打雷，则下雨；下雨了；所以，打雷了。采用了一个无效形式，即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后件式，因此是一个无效论证。而如果一个逻辑谬误无法仅从形式上判断，只有考察论证的内容才能识别，则称为非形式谬误。

直言三段论推理规则

例句：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会死。

结论中的谓词是大词（P），包含大词的前提为大前提；结论中的主词是小词（S），包含小词的前提为小前提；二前提中重复出现的词是中词（M）。

判定论述的语气及周延性（以下周延记为+，不周延记为-）：

全称肯定（A）：“所有A是B”，A+ B- （单称为准三段论，可视为全称肯定）

全称否定（E）：“没有A是B”，A+ B+

特称肯定（I）：“有些A是B”，A- B-

特称否定（O）：“有些A不是B”，A- B+

例句分析结果：

大前提（A）: 所有人（M+）是会死的（P-）

小前提（A）: 所有苏格拉底（S+)是人（M-）

结论（A）: 所有苏格拉底（S+)是会死的（P-）

有效性检验

结论中周延的词必须在前提中周延（谬误：大词不当、小词不当）；中词必须周延至少一次（中词不周延）。

结论中否定命题的数目必须和前提中否定命题的数目相等：二前提皆肯定，则结论必须为肯定（肯定推得否定）；一前提是否定，则结论必须为否定（否定推得肯定）；二前提皆否定，则三段论必无效（互斥前提）。

如果语境上不能假设所有提及的集合非空，部分推论将会无效（存在谬误）。

必须包含严格的三个词，不多不少，且须注意所有关键词和结构的语义是否一致（四词谬误、歧义谬误）。

形式谬误

不当结论

不当结论（拉丁语：non sequitur）系指结论无法从已建立的前提推论出来。如果一个论证犯了形式谬误，其结论即属不当结论。例如：中国的恶俗人士是人；中国人是人；因此中国人是中国的恶俗人士。中国人并不都是中国的恶俗人士，而中国的恶俗人士只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中国人都是中国的恶俗人士。

蒙面人谬误

蒙面人谬误（masked man fallacy）是一种形式谬误，是因不当代换指涉对象造成的错误推论。

例如一般情况下，我们可如此推理：

法官判处蒙面人死刑；被判处死刑的蒙面人是老张；因此，法官判处老张死刑。

法官判处蒙面人死刑；法官未判处老张死刑；因此，老张不是蒙面人。

然而，以下推理是不适当的：

法官相信凶手是个蒙面人；老张也是个蒙面人；因此，法官相信老张是凶手。

法官相信蒙面人是凶手；法官不相信老张是凶手；因此，老张不是蒙面人。

代换原则

代换原则，或共指涉代换，是在甲是乙（甲和乙有共同的指涉）时，将语句中的甲代换乙。就如大部分形式系统的规则，如果a=b，则任何式子中的a都可以代换为b。

例如根据“小美是老王的女儿”将“小明欺负小美”代换为“小明欺负老王的女儿”，就是代换原则的应用。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代换性原则会违反一般直觉，例如根据“克拉克肯特是超人”将“小美相信超人会飞”代换为“小美相信克拉克肯特会飞”。

诸如“小明欺负x”、“法官判处x死刑”等语句是处于外延性语境，而诸如“小美相信x会飞”、“法官相信x是凶手”之类关于信念、想望、模态（可能性）等语句则是处于内涵性语境。代换原则只适用于外延性语境，内涵性语境是不适用的。

莱布尼兹定律

根据莱布尼兹定律，如果两个东西相同，则两个东西的所有性质都相同；反之，如果两个东西的所有性质都相同，则两东西相同。

原来的例子“法官相信蒙面人是凶手；蒙面人是老张；因此，法官相信老张是凶手”可将“法官相信蒙面人是凶手”翻译成“蒙面人具有‘被法官相信是凶手’的性质”，此时便可套用莱布尼兹定律：

蒙面人具有“被法官相信是凶手”的性质；蒙面人是老张；因此，老张具有“被法官相信是凶手”的性质。

然而“被法官相信是凶手”能否作为一个合法的性质，是有争议的。

谬误论证

谬误论证（argument from fallacy）又称争论逻辑、诉诸逻辑（英语：argument to logic，拉丁语：argumentum ad logicam）、谬误谬误（fallacy fallacy）、谬误学家的谬误（fallacist's fallacy），是一种形式谬误，主张“由于某论证无效，因而其结论为假”，形式如下：

“若P则Q”逻辑上无效；因此，非Q。

例如：

甲：圣经上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13:24）”，又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箴言23:13-14）”，还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箴言29:15）”；中国古代也说“不打不成器”、“棒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慈母多败儿”，不同地方的古人都讲出类似的话来，可见这作法必有其道理存在，所以适度的体罚是正当的。

乙：这是格言论证和诉诸传统，如果你只会用这些东西而非实证研究来论证，那就表示体罚根本不合理，其合理性只是来自传统和权威的支持，就这样来看，任何体罚都是不适当的。

乙的说法至多只能说明甲的论证无效，不足以反对体罚。

又如：

甲：“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民也有公民权利和义务，应该打击恶俗。

乙：这是格言论证和诉诸传统，如果你只会用这些东西而非实证研究来论证，那就表示打击恶俗根本不合理，其合理性只是来自传统和权威的支持，就这样来看，任何对恶俗的打击都是不适当的。

乙的说法至多只能说明甲的论证无效，不足以反对打击恶俗。

肯定后件

肯定后件（Affirming the consequent），是一种形式谬误，其形式如下：

(1)若P则Q；(2)Q；(3)因此，P。

这种主张是无效的，也就是说，虽然(1)和(2)是真的，结论的(3)却是错误的。因为在(1)的地方，并没有声明P是唯一导致Q的原因。因此，即使P没有发生，Q还是有可能成立。

换句话说，如果P必然使Q成立，那么Q对P唯一的影响是非Q则非P，这被称为换质换位律。

一个例子是：

如果某甲出人户籍，则某甲是恶俗人士；某甲是恶俗人士；因此，某甲出人户籍。

恶俗并不是出人户籍的条件。有可能某甲打喷、造谣、真人快打、诈骗都沾了，就是没有出过人的户籍。

但如果某甲不是恶俗人（非Q），则某甲必定没有出过人的户籍（非P）。

否定前件

否定前件（denying the antecedent）或假值传递是一种形式谬误，其形式如下：

若P则Q；非P；因此，非Q。

范例：

如果有出户籍，就会有恶俗人士；没有出户籍；因此，没有恶俗人士。

没有出户籍未必表示没有恶俗人士；被人真人快打或敲诈勒索，可能一样遭遇了恶俗人士，但没有出户籍行为。

肯定选言谬误

肯定选言谬误（fallacy of affirming a disjunct），或称替代选言谬误（fallacy of the alternative disjunct）、不当排除选言（false exclusionary disjunct），是对“甲或乙”的肯定选言命题不当推论导致的形式谬误。

肯定选言谬误之形式如下：

甲或乙至少其一为真；甲为真；因此，乙为假。

范例：

小A或小B至少一个是恶俗；小A是恶俗；因此，小B不是恶俗。

但小A和小B可能都是恶俗人士。

注意与其相似但不属肯定选言谬误的有效论证：

甲或乙至少其一为真；甲为假；因此，乙为真。

范例：

小A或小B是恶俗；小A不是恶俗；因此，小B是恶俗。

日常语言的“或”有多种用法，有时意义是逻辑上的或（可兼选言；inclusive disjunction），有时则是逻辑上的异或（互斥选言；exclusive disjunction）。只有可兼选言的情况才属肯定选言谬误。

例如，小C对小D说：“你可以买这家的虚拟号，或者买那家的虚拟号”，小C的意思不包括小D同时买两家虚拟号的情况，属逻辑异或。

除了“或”（or）以外，“否则”、“除非”（unless）、“若非”等等亦属选言，一般而言“（除非）甲，否则乙”、“乙，除非甲”可翻译作“甲或乙”，且上述连接词皆有“逻辑或”、“逻辑异或”两种解读的可能。

例如，“小D保护措施漏洞百出，除非闷声退网，否则一定被出户籍”，就包括了“小D闷声退网，且小D被出户籍”的情况，属逻辑异或。

否定联言谬误

否定联言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a conjunct）是对“非甲且乙”的否定联言命题不当推论导致的形式谬误，形式如下：

甲且乙不为真；甲为假；因此，乙为真。

范例：

小明没有又出人户籍又快打；小明没出人户籍；因此，小明快打了人。

小明可能既没有出人户籍，也没有快打。

注意另一种形式相似但不属否定联言谬误的有效论证：

甲且乙不为真；甲为真；因此，乙为假。

范例：

小明没有又出人户籍又快打；小明出人户籍；因此，小明没有快打人。

存在性谬误

存在性谬误（existential fallacy）是不当假定推理中的集合有成员存在（即非空）造成的推理错误。

存在性谬误可归类于形式谬误，也可归类于不当预设的非形式谬误。

例如：

这个人是蛆；这个人是神；因此，有的蛆是神。

此推理必须假定“这个人是蛆”，以及“这个人是神”；但是不存在是“蛆”的人，也不存在是“神”的人，此推论犯了两个错误。

草率归纳

草率归纳（hasty generalization），又称不当概化（inappropriate generalization）、错误概化（faulty generalization）、范例肯证（proof by example）等等，是一种非形式谬误，指未充分考虑一般性的情形，只凭不充足或不具代表性的实例或样本就推论出归纳性的结论。与之相反的谬误是拒绝承认一切一般性结论的懒于归纳。

草率归纳：小明玩恶俗；小明是某群人；因此，某群人全都玩恶俗。

懒于归纳：小明不知道玩没玩恶俗；小明是某群人；因此，无法判断某群人的情况。

当结论是关于“存在”时，根据少数样本的推论是有效的：

事例一：小明玩恶俗；小明是某群人；因此，某群有人玩恶俗。

事例二：小明不知道玩没玩恶俗；小明是某群人；因此，某群有人不知道玩没玩恶俗。

量化词对调

量化词对调（Quantifier shift）是一种形式谬误，系指不当将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对调位置的谬误。这样的错误往往不明显，尤其在自然语言中。

量化词对调谬误的形式如下：

对于所有A，都存在B导致C；因此，存在B，使所有A导致C。

范例：

每一个人类都有一个弱点让自己跌入陷阱；因此，有一个弱点，让所有人类共同跌入陷阱。

注意，反向的量化词对调，在逻辑上是有效的：

存在B，使所有A导致C；对于所有A，存在B导致C。

范例：

有一个弱点，让所有人类共同跌入陷阱；因此，每一个人类都有一个弱点让自己跌入陷阱。

辖域谬误

辖域（Scope）是现代逻辑学的概念，系指各种逻辑算子（如命题 连接词、量词、模态词等）的作用范围。自然语言的辖域经常不明确，往往导致不同的解读，这种情况称为辖域歧义（scope ambiguity）。因辖域歧义造成的错误推论，即为辖域谬误（Scope Fallacy）。

出道人是悖德的（大前提）；小明出道人（小前提）；因此，小明是悖德的（结论）。

“出道人是悖德的”有以下两种解读：

A1: （从实） 若x此时出道人，则x此时的行为是悖德的

A2: （从言） 若x出道人，则x此生所有的行为都是悖德的

“小明是悖德的”亦有以下两种解读：

C1: （从实） 若x此时是小明，则x此时的行为是悖德的

C2: （从言）若x是小明，则x此生所有的行为都是悖德的

若将原句用完全一样的方式解读，可得到以下的有效论证：

A1: （从实） 若x此时出道人，则x此时的行为是悖德的

B1: 若x是小明，则x出道人

C1: （从实） 若x此时是小明，则x此时的行为是悖德的

然而，自然语言在极端条件下会把第一句话解读为 A2，第三句话也解读为 C2，因而得到两重不合理的推理：

A2: （从言） 若x出道人，则x此生所有的行为都是悖德的

B1: 若x是小明，则x出道人

C2: （从言）若x是小明，则x此生所有的行为都是悖德的

有些人将此例称作必然性谬误（英语：fallacy of necessity；拉丁语：fellacia necessitas）。

非形式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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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形式谬误可分为三类：1.包含不相干前提的谬误；2.包含歧义的谬误；3.包含不当假设（论据不足）的谬误。下面简要介绍一些非形式谬误的要点。

1. 后文所举的大部分是十分简化的例子，这在日常语言中是罕见的。识别日常语言中的谬误时通常有必要改写论证的形式，如调整前提和结论的顺序，删去让步、重复、语气词等与论证有效性无关的部分，使用前后一致的词语表达相同的概念等。
2. 本节中从诉诸人身到诉诸无知属于不相干前提的谬误，诉诸问题到复杂问语属于不当假设的谬误，对此类谬误应注意只有当结论仅受不相干或不充分的前提支持时才形成谬误。如
   • 自从我两年前进入办公室，犯罪率明显地降低了。所以，这一切无疑归功于我提议的更长的有期徒刑。

   是一个#事后归因谬误，但

   • 线段AB与CD等长，线段CD与EF也等长，故线段AB与EF等长。

   则不是。

3. 并非在任何场合下讲逻辑都有助于交流。网络暴民威胁道“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人弄得社会性死亡呢”在逻辑上虽是一个#复杂问语，但是人如果对这种危险的问题展开辩论，很容易被随后大量的无效内容甚至无效形式所淹没。开设本节的用意旨在便于各位批驳尚能正常说话的引流人士，而不是试图治疗某些人严重已久的健康问题。此外，由于本站人员混杂，思想立场难免冲突，希望这些内容也能对各位理性交流起到作用。

诉诸人身

通过指责某个观点的持有者来论证该观点（一个陈述或论证）为假，即众所周知的对人不对事。常见的形式有：

• 诉诸论者道德上的缺陷，从而其观点为假，如刘慈欣在贴吧有不雅言论，所以，刘慈欣作品中的黑暗森林思想是错误的。
• 诉诸论者的动机，如恶俗狗维基扛着反网暴的旗子来网暴，所以，恶俗狗维基所说的“恶俗圈是违法犯罪组织”就是假的。
• 诉诸伪善（tu quoque），即认为论者的观点或论证与他自身的言行不一致，从而其观点为假，如这个人没碰过恶俗，不可能了解到恶俗人士是什么样，他说的“恶俗人士涉嫌违法犯罪”就是假的。

稻草人谬误

将某一观点加以歪曲来进行攻击。其思想是要描述听起来像对方的观点，但却更容易击倒进而反驳的东西。这种歪曲通常包括增加一些实际上没有或不必要的假设，以及偏颇定义等。下面是一个例子：

《平权法案》认为两性之间应该完全平等；这等于说国家足球队50％的成员应该是女性，而后者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平权法案》是错误的。

另一个稻草人谬误的例子：

反恶俗就要让恶俗圈毁灭；让恶俗圈毁灭就会让所有（滑坡！）亚文化圈子失去保护；因此，反恶俗会让所有亚文化圈子失去保护。

诉诸恐吓

诉诸恐吓（ad baculum fallacy，有人译为诉诸权力）即通过威胁反对者的利益或人身安全来为一个观点辩护，可以说是网络暴力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辩论”方式，尤其是音系恶俗圈的钦点罪。可以总结为：

前提：你可以通过接受这个陈述来避免伤害；
结论：这个陈述是真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出自张钦瑞语录：“不了解赌局或者对自己手里那点筹码没点b数就不要试图参与什么户籍赌博游戏，当你盲目跟着别人加码的时候你已经彻底输了……”本句隐含的大前提是“我妖照是户籍路子过来人，听我的能帮你在出户籍上取得不败之地”，小前提是“当你盲目跟着别人加码的时候你已经彻底输了”，结论是“不了解赌局或者对自己手里那点筹码没点b数（即盲目）就不要试图参与什么户籍赌博游戏”。

但真相是，在黑产市场上总是存在着冲动交易之后反倒还能保住财产和地位的人士，而这又是后来者产生侥幸心理和陷入幸存者偏差的原因。

诉诸众人

通过诉诸被接受或受重视的愿望来说服他人。形式为，如果你相信这个陈述为真，你将会被接受或重视；因此，这个陈述是真的。注意诉诸众人并不等于诉诸“主流”或大多数，例如网暴人士对反对恶俗的银梦民宣扬“支持银梦去恶俗的都是想干烂银梦”，也属于诉诸众人。

诉诸怜悯

通过仅仅唤起听众的仁慈来支持一个结论。应注意“仅仅”，只有在唤起同情的前提与结论在逻辑上完全无关时才形成谬误。如：

我知道玩恶俗是不对的，但银梦被大众文化压迫；因此，只有恶俗才是我们的救星。

诉诸无知

诉诸无知包括两种情况，1.仅因为某陈述没有被证明为假，所以它是真的；2.仅因为某陈述没有被证明为真，所以它是假的。这种论证的缺陷十分明显，如没人能证明你很恶俗，所以你不恶俗，或反过来没人能证明你不恶俗，所以你很恶俗。

语词歧义

看似相同或相似的词语在同一个论证的上下文中以不同的含义出现，而结论中却只使用其中一个意思。类似的另一种谬误是构型歧义，即句法结构或标点的不当使用造成的歧义。以下是一例比较夸张的语词歧义：

你挂的是一个好人，而好人是没有得病的人；因此，你挂的人是没有得病的人。

合成谬误

第一种情况为从X的每一组成部分具有属性Y推出X自身具有属性Y，如每个恶俗人士都很渺小，因此，恶俗圈渺小的很。

第二种情况为从某个集合的元素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这个集合本身具有该属性，由于汉语中部分名词在不同语境下既能表示集合概念也能表示非集合概念，较为微妙。如每一个恶俗窝点都能在一天内爆破；因此，恶俗圈可以在一天内倒台。

两者的区别在于，部分组成整体时会形成某种结构，而元素组成集合则与结构无关，如恶俗圈拆开后就不再是整个恶俗圈了，但依然可以作为恶俗人士的集合。

分解谬误

合成谬误的反面，即从一个整体或集合具有某性质推出其部分或元素也具有该性质。例：恶俗圈危害巨大。因此，恶俗圈每个人也都是危害巨大的。或者恶俗圈不是一天能倒台的；恶俗维基是恶俗窝点；因此，恶俗维基不是一天能爆破的。

诉诸问题

用于支持结论的前提已经内在地假设了结论，或仅仅是结论的轻微改述，而且并不比结论更可接受。此种谬误的另一个名称是众所周知的循环论证。

如：“恶俗圈是完完全全的坏圈子/好圈子，应该/不应该爆破，所以应该/不应该爆破恶俗圈，应该认识到恶俗圈是个坏/好圈子。”

虚假二难

文件:Fd.png

车底推是恶俗蝙蝠侠吗？

前提不合理地减少了可供考虑的大量选择。例如，网民要么是恶俗人士，要么是反恶俗人士；你不是反恶俗/恶俗；所以，你必定是恶俗/反恶俗。这个论证忽视了不可知论的可能性。被假定的选择也可能不止两种，只要至少能指出一种被忽视的情况，就可以视为虚假二难。

诉诸不可靠权威

诉诸一个权威，但这个权威本身的可靠性存在问题。诉诸不可靠权威谬误在各种商业广告的暗示中极为常见，如演艺明星X左手抓着产品Y说，Y是一种营养的保健食品；所以，Y是一种营养的保健食品。X在表演艺术方面可能是个专家，但这并不意味其在营养学方面也有相同表现。

一个恶俗的例子是：黑产商人说黑产能伸张正义，所以黑产能伸张正义。黑产商人在黑产方面可能是个专家，但这并不意味其在伸张正义方面也有相同表现。

虚假原因

虚假原因谬误，指的是在缺少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一个现象的原因被假定为X。

最常见的形式，是事后归因（post hoc，又译以先后为因果）：

纳吧恶俗化后，社科话题的数量也出现了提升。所以，恶俗是促进社科讨论的原因。

但其实只有社会科学本身的演进，才是促进社科讨论的原因；而恶俗与社会科学的演进无关。

另一种称为滑坡谬误，即论者做出一连串因果假设，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据表明这种因果链条站得住脚。这种谬误在焦虑症和恐惧症患者中表现得十分典型，因此也是焦虑症研究的课题之一：

我玩恶俗被出了户籍，我圈子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废物，我不会再被允许玩这个圈子了。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网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再容我了，而且我确信，他们都会谈论我那个愚蠢的玩笑。所以，我已经完全毁了我体面的社会生活的机会，现在除了长年的孤独和不幸，我的网络生涯再也不剩下什么了。

实际上这一系列假设通常反例多多，无法确定真假。比如本例第一个假设就有一个反例：很多玩恶俗被出了户籍的人确实与恶俗划清界限之后，可以继续玩网络圈子，而不被当成废物。

复杂问语

要求回答的问题中包含缺少根据的预设。如：

谁要害我？不当预设了有人要害自己。

你上网怎么没有隐私保护意识的？不当预设了听话人没有隐私保护意识。

应注意自然语言中几乎任何提问都包括了预设，只有不合理的预设才会造成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