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社科概念》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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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理学的一般批评
1959年，统计学家西奥多·斯特林（Theodore Sterling）计算发现，97%的心理实验支持了它们最初的假设，反而暗示了偏差存在的可能。
与之类似，贾内尔（Fanelli，2010)发现91.5%的精神或心理研究得到了证明，所得出的问题（阳性结果）是空间或地球科学的5倍大。贾内尔认为，“较软科学”的研究人员，就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偏差本身缺乏束缚。
2010年，一组研究人员公布了心理研究中的系统性实验对象WEIRD偏差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即“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民主的”)。虽然全球范围内只有八分之一的人属于WEIRD范畴，但实验人员称心理学60–90%的实验在WEIRD对象上进行。报告显示，在米勒-莱尔错觉（两条等长平行线段，分别加上不同两端箭头，两端箭头向内的线段看上去更长，两端箭头向外的线段看上去更短的现象）上，WEIRD对象与部落对象的实验结论差异巨大。
“非西方的、未受良好教育的、前工业化的、不富有的、非民主的”五个要素，哪个人群只要占其一，套理论就都会生硬。由此，各种心理学理论，很可能同不可证伪的精神分析理论一样，都站不住脚：凭“西方的”一条限定，就会大量排除大陆、港澳台、日韩、东南亚、印度的网民；反而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新的网民同时符合五个要素。望周知。
理论质疑
对理论的批评，常常包括指责心理学是“软科学”。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1962批判中暗示：心理学仍处在前范式形态，缺乏像成熟的化学、物理学那样的支撑性理论。
心理学的一些领域依赖于问卷调查之类的研究方式，因此被批评家们认为心理学不够客观。有些观点认为，人格、思维、情绪不可能被直接测量，其结果不过是调查对象的主观报道；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统计假说被误用。一些研究记录表明心理学家常常混淆统计的显著性差异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而“显著性差异”在实践上常常无关紧要。这种辩论经常发生在心理学界内部，如实验室研究人员与从事实践的临床医生之间经常发生争执。
实践质疑
有的观察者发现了某些理论与实践上的冲突，例如一些临床实践没有理论支持。批评家们认为，越来越多的心理培训课程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 “婴儿孤独症协助性沟通”；
- 被用于记忆恢复的塑身锻炼；
- 再生疗法……
各种培训虽然十分流行，但却令人怀疑，而且可能有害健康。
伦理质疑
在今天的道德准则框架内，一些研究实验违反了美国心理学会道德准则、加拿大涉及人类实验道德准则、贝尔蒙报告等，因而不被允许进行。目前道德准则规定，对非人类动物的研究只能在效益大于伤害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以心理学家在动物实验中的研究方式不能用于人类。
-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使得参与者饱受折磨，挑战了科学实验的道德底线。
- 实验人员命令被试电击学生（实际上是知情演员）。在操纵之下，实验对象确信：学生每答错一道问题，都会受到“电击”（实际上只有演员逼真的配音，全无视觉提示）。演员的电击器连接着磁带，表示对每次电击进行记录。实验研究参与对象会在多大程度上违背自己意愿执行规定行为。
- 二十世纪70年代，哈里·哈洛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利用恒河猴进行了“绝望”实验，遭到谴责。实验利用动物来模拟抑郁症。哈洛设计出了一种“强暴架”，利用对母恒河猴行为的干扰进行研究。
- 1974年，美国文学评论家韦恩·布斯写道：“哈里·哈洛跟他同事几十年折磨着非人类灵长实验品，证明了我们都早已知道的——社交生物会因社交纽带的损害而被损害。”他写道哈洛对他研究的伦理道德没有任何评论。
大学心理学院设有道德委员会，以保障研究对象的权益与尊重。心理研究员在进行实验之前必须获得准许，以保护人类参与对象或实验动物的权益。
马基雅维利主义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一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其主要理论是“政治无道德”的政治权术思想，著作中包含了一系列对于获取和掌握政府权力的建议。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心理学上指个体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标的一种行为倾向，包含两层涵义：
- 第一层涵义，是指自然选择更多选出成功操控他人行为的个体，不考虑个体倾向于合作还是剥削；
- 第二层涵义，就是特指剥削，其涵义源自管理和领导力的“黑暗面”。
Christie和Geis（1970）通过早期的政治研究和权利的历史观点，特别是那些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得到支持的观点，阐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领导者的主要特征：
- 人际关系中不讲情感；
- 对传统道德不作关注；
- 对他人讲器用，不讲理性；
- 只讲事件完成，不讲长期目标。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把那些缺乏对常规道德的关心，只想达到自己脱离此种道德的目的，而不惜在人际关系中使用欺诈、投机手段，审视和摆布别人的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根据定义，高度具有此特质的个人往往不但以功利、自私的方式行事，而且偏爱缺乏情感的关系，还不关心对方的需要。
定义争端
那些批评马基雅维利主义尺度的人经常说，尺度与精神病态和自恋（黑三角另两角）完全相同，实际上并没有衡量理论特征——比如经常有说法说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特点是“与精神病态相比，冲动较少，长期思维较好”，但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即使是高马基雅维利主义也能在某些场景中表现冲动。
2013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John F. Rauthmann认为，MACH-IV（目前最常用的单独量表）更像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衡量标准，它并不能真正体现马基雅维利主义实际具有的其他特质。
2017的研究中，Lynam等多名研究者表示“我们发现现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量度，正在充当精神病态的代用量度”。
特征表现
人们广泛研究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一个人的社会化和人际关系，如友谊和浪漫关系的影响。
- 2012年一项研究指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很可能通过赞美和使他们的意见与周围的人一致，在社会群体中讨好自己。程度较高的更有可能选择质量更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时间猜测谁是一个好人，因此更灵活地操纵。
- Delroy L. Paulhus和Daniel N. Jones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攻击性的直接表现几乎没有关联；
-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只在短期伴侣面前才更具攻击性，在长期伴侣面前则相反。
- 二人在2017年的一项行为实验研究中又发现：
-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被发现避免在危险的情况下作弊，宁愿长期维持自己的声誉也不愿谋得短期经济收益；
-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能在高风险情景下作弊，但只有在“自我耗尽”时才作弊。
- 1999年，Mc Hoskey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广泛关注经济利益相关，也与偷窃、故意破坏、作弊等反社会行为相关，而不是像帮助他人那样的亲社会行为。2001年他也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MACH，大写）与“出轨、向第三者泄露性秘密、一边装作爱对方一边诱发对方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中毒以确保性生活”有关。
- 2023年一项研究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和浪漫关系中的退缩与回避有关。
- 2020、2023年共三项关于求爱的研究一同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程度较高的妇女约会，往往不是出于性原因，而是为了免费食物——这种现象被称为“美食家的召唤”。
发展遗传
- 2010年前后，几项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具有显着的遗传和环境影响。
- 2013年一项研究指出，“述情障碍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共同发生，受遗传因素影响最大，非共有环境因素影响较小但也显著”。
- 父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似乎对孩子自身的水平只是稍有影响。父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与孩子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呈正相关，但母亲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1976年一项研究结论说，“父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一个预测因素，也许是儿童马基雅维利主义信念形成，及马基雅维利主义成功操纵的原因”。
- 2020年一项研究发现：
- 从童年晚期到青春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程度呈上升趋势
- 青春期达到顶峰
- 从青春期到成年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程度呈明显和稳定的下降趋势
- 65岁时达到终生最低限度
集体错觉
集体错觉（Groupthink，中文亦作团体迷思）是一个心理学现象，指的是团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各个成员倾向让自己的观点与团体其他成员一致，因而令整个团体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进行客观分析。值得争议的观点、有创意的想法或客观的意见都不会有人提出；即便提出，之后也会遭到其他团体成员的忽视及隔离。恶俗在Kiwi Farms等各个窝点的发展可谓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
集体错觉可能导致团体作出不合理、甚至是很坏的决定。部分成员即使并不赞同团体的最终决定，但在集体错觉的影响下，也会顺从团体。
1972年，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莱斯特·詹尼斯利用“Groupthink”一词形容团体作出不合理决定的决策过程。及后于1982年，詹尼斯再探究猪湾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朝鲜战争、越战、古巴导弹危机、马歇尔计划的发展、水门事件等美国政府历年外交决策事件，参照各个事件的环境、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归纳出：集体错觉的模型包括八项诱发的前置因素、八项表现形式、七项对群体决策过程及结果的影响。
前置因素包括：
- 隔绝外界资讯与分析
- 决策方法缺乏条理
- 背景和价值观的相似性
- 来自外部威胁以及时间限制的压力
- 自尊心低落：可能由于刚经历失败
- 没有信心寻求比领导所提出的更好的方案：（存疑）可能因为领导具有强大影响力
- （存疑）凝聚力高
- （存疑）命令式领导
表现形式包括：
- 无懈可击之错觉：群体过分的自信和盲目的乐观，忽视潜在的危险及警告，意识不到一种决策的危险性。
- 集体合理化：群体通过集体将已经作出的决策合理化，忽视外来的挑战。一旦群体作出了某个决策后，更多的是将时间花在如何将决策合理化，而不是对它们重新审视和评价。
- 对群体道德深信不疑：成员相信群体所做出的决策是正义的，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忽视道德上的挑战。
- 对外偏见：倾向地认为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或者群体都邪恶、难以沟通协调，故此不屑与之争论；或者认为这些人或者群体过于软弱、愚蠢、脆弱，而自己群体既定的方案才会获胜。
- 对异议者施加压力：不欣赏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于怀疑群体立场和计划的人总是立即给予反击，但常常不是以证据来反驳，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多数人在面对这种嘲弄时会变得没有了主见，而与群体保持一致。
- 自我审查：对于议题有疑虑时总是保持沉默，忽视自己心中所产生的疑虑，认为个人没有权力可以去质疑多数人的决定或智慧。
- 全体一致的错觉：是使群体的意见看起来一致，由此造成群体统一的错觉。表面的一致性又会使群体决策合理化，甚至可以使很多荒谬、罪恶的行动合理化。这都是群体压力和自我压抑的结果，
- 心灵守卫（"mindguards"）：某些成员会有意地扣留或者隐藏那些不利于群体决策的资讯和资料，或者是限制成员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此来保护决策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重大影响包括：
- 不能全面研究替代方案
- 不能全面研究决策目标
- 不能考虑既定选择的风险
- 不能搜集足够信息
- 不能正确处理信息
- 不能重新评估当初放弃的选择
- 不能制定突发情况的备用方案
防范手段包括：
- （存疑）领导者保持公正，不偏向任何立场，防止形成不成熟的倾向；
- （存疑）领导者引导每一位成员对提出的意见进行批评性评价，鼓励提出反对意见和怀疑；
- 成员懂得群体思维现象全过程；
- 指定一位或多位成员充当反对者的角色，专门提出反对意见；
- 时常将群体分成小组，并将他们分别聚会拟议，然后再全体聚会交流分歧；
- 如果问题涉及与对手群体的关系，则花时间充分研究一切警告性资讯，并确认对方会采取的各种可能行动；
- 预备决议后，召开“第二次机会”会议，并要求每个成员提出自己的疑问；
- 决议达成前，请群体之外的专家与会，并请他们对群体意见提出挑战；
- 每个群体成员都向可信赖的有关人士就群体意向交换意见，并将他们的反应反馈给群体；
- 几个不同的独立小组，分别同时就有关问题进行决议，最后在多组决议基础上形成最终决议。
综合迄今为止的研究，关于集体错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测集体错觉的因素上。当前认为，集体同质性和集体绝缘性，是集体错觉预测的主要因素.
但仅在提出概念5年后的1977年，一项研究就指出：集体错觉的发生通常是根据一个群体内产生的想法或解决方案的数量来衡量的，但是没有统一、具体的标准可以让研究人员客观地得出“发生了集体错觉”的结论。
对集体错觉和集体错觉先例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不同的结果。一些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和领导风格能有力地预测集体错觉，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这两个因素微不足道。
谷歌效应
2011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韦格纳给志愿者看了一份含有40桩琐事的清单，包括一些短句，如“鸵鸟的眼睛比脑子大”。
按照指示，每人要把所有这40句话输入计算机。一半的志愿者被要求记住这些短句，而另一半没有被这样要求。此外，有一半的人了解自己的工作将存储在计算机上，而另一半则被告知任务完成后输入内容会被即刻清除。
随后发现，按指示被要求记住信息的人得分并不比另一半人更好，但那些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清除的人得分就比另一半人高得多。
韦格纳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谷歌效应”——记忆功能存在“实用主义”。人不可能记得住所有事。无论是否有意识干预，大脑会自然地对记忆进行分类。显然，大脑能认识到，对容易获取的信息没太多必要都存储起来。因此，人们以为事实被大脑记忆了，其实事实大多被遗忘了。不过研究声称，人们线下学习信息的能力保持不变。
Lav R. Varshney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提出，在博士论文中也可以看到谷歌效应。研究声称，引用的参考文献的纵向增加反映了一种趋势：对在何处找到相关信息（即哪些论文包含信息）的记忆有所改善，而不是对信息本身的记忆有所改善。
如果把谷歌效应推导下去，会得出拍照会导致健忘。2013年，费尔菲尔德大学的琳达·A·亨克尔（Linda A. Henkel）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向了上述问题。亨克尔注意到，博物馆的游客痴迷于用手机拍摄艺术品，但对观赏画作本身的兴趣却越来越低。
于是，她在费尔菲尔德大学的贝拉明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本科生参观博物馆时，他们要按照预先指示去观赏特定的画作。依照实验设计，有些人要拍下画作，有些人只简单做笔记。
第二天，亨克尔询问两组学生对画作本身的了解情况，发现拍照的学生在辨别画作、回忆细节等方面都表现较差。
所以，当人们能轻易找到信息，大脑就会自动遗忘；反之大脑能认识到，对容易失去的信息，反而十分必要都存储起来。
可见，任何信息的生灭，包括对信息生灭的预警信号，都可以对人的记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远超出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范围。无论是手写还是打字，对信息如有安全需求，预防威胁要紧；除非不知“人是信息安全最脆弱的一环”。
光环效应·恶魔效应
光环效应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L·威尔斯（Frederick L. Wells，1884-1964）于1907年确定提出，但在1920年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1874-1949）提供经验证据之后才得到承认。
俗话说：“一美遮百丑。”一个人，或一个物品，一旦一开始给人以好的印象，人们对这个人或这个物品的所有特点就都会给予较好的评价。这就像日晕、月晕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所以可以称之为光环效应。
和光环效应相反的是恶魔效应，即对人或物一开始有坏的印象，会使人对这个人或这一物品的所有特性的评价都偏低。
光环效应和恶魔效应不但常表现为“以貌取人”——以长相定人品、能力，而且还常表现为“人靠衣装”——以服装定地位、性格，“一面之交”——以初次言谈定人的才能、品德。
在对不太熟悉的人进行评价时，这种效应体现得尤其明显；自然，评价熟人时这种效应就有所缓解。
这样一来可以假设，如果外界环境相对稳定，则各人、事、物之间：
- 关系图越大、越稠密、越频繁互动，人判断的失误越小；
- 关系图越小、越稀疏、越懒于互动，人判断的失误越大。
相关研究
- 心理学家戴恩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他让被试者看一些照片：照片上的人有的很有魅力，有的无魅力，有的中等。然后，他让被试在与魅力无关的特点方面评定这些人。结果表明，被试者对有魅力的人比对无魅力的人赋予更多理想的人格特征，如和蔼、沉着、好交际之类。
-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以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分别做了一个试验。上课之前，实验者向学生宣布，临时请一位研究生来代课。接着，实验者告知学生有关这位研究生的一些情况。一个班学生被介绍说，这位研究生“热情”、勤奋、务实、果断；另一班学生就被介绍说，这位研究生“冷漠”、勤奋、务实、果断。而学生们并不知道“两个人”是同一位研究生。下课之后，前一班的学生与研究生一见如故，亲密攀谈；另一个班的学生对他却敬而远之，冷淡回避。
- Nisbett和Wilson希望调查听课的学生是如何评判讲师的（Nisbett,Wilson, 1977）。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对于评价老师的研究。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他们会分别看两段关于同一位讲师的不同视频。而这位讲师正好有很重的比利时口音。其中一组学生看了这位讲师和蔼而友好地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二组学生看了同一位讲师用冷酷而疏远的语气回答了同样的问题。在每组学生看完视频之后，他们被要求给这位教师的外表、特殊语言习惯，甚至还有他的口音（特殊语言习惯在两段视频中是一样的）打分。结果，看到讲师“和蔼”形象的学生认为他更有吸引力，他的语言习惯更令人喜爱，甚至他的口音也更加有魅力；反之，则完全相反。
- Forgas （2011）的一项研究指出，心情良好时光环效应更有可能产生影响。被研究者在留着胡子的老人照片和年轻女子照片之间进行选择，并以此决定哪个学科具有更多的哲学属性来证明。但在此外，当被要求列出他们生活中的快乐、中立、消极时刻时，光环效应在那些选择写以前快乐经历的参与者的看法中更为明显。Forgas的研究建议，当一个人在衡量一种情况下光环效应的程度时，必须考虑做出判断的人的情绪状态。
- 2013年美国一份关于“疾病与领导人偏好之间的联系”的报告称，“疾病发病率较高的国会选区”更有可能表现出“对选举结果”的光环效应。
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
Dodge等人对攻击行为分了类——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前者的理论来源为挫折-攻击理论，后者则是社会认知理论。
反应性攻击（reactive aggression）是对威胁或挑衅做出的敌对反应，包括发怒、报复等，是一种“热血”的攻击行为。
主动性攻击（proactive aggression）则是一种缺乏感情，更趋向于某种获利的攻击，包括欺凌、控制、捉弄、羞辱、胁迫等，是一种更为“冷血”的攻击行为。主动性攻击与冒犯无关，来源也并非挫折，而是个体沉浸在一个视攻击为有效解决冲突和问题的情境中通过学习习得的。恶俗向键政圈和各种阴谋论者的传播可谓是这种情况的典型。
挫折-攻击理论
挫折-攻击理论认为：一个人达成目标的努力受阻时，其作出攻击反应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这一理论已得到大量统计和实验证据的支持。
加重挫折感的主要因素为预期的程度及挫折的意外程度等，并且一般而言挫折感与攻击性正相关，且经济、教育和职业方面的地位低下，智力低下，青春期容貌和身材的缺陷，性别不一致，私生子、单亲等情形使人更易受挫。该理论被犯罪心理学用于解释犯罪的原因。同样这也可以说明所谓受“公敌”侵害、主流排挤的各种“小圈子”（至少是圈子的意见领袖）为何总是容易产生更强烈的戾气。
假如中西文化相似，经济状况也相似，这便可以解释为何恶俗系成员大多都有家庭问题，以及平均社会层次最为低下的喷系如何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恶俗系最无下限的战斗力顶点。掏吧喷系头目曹自然后期还亲口承认自己上网黑喷是因为“现实不如意”，而肖彦锐的恶俗生涯更是对挫折-攻击的生动诠释。然而中国经济不似西方发达，中西文化也有实用主义高低的差别，很难一概而论。
与社会情境下的挫折感类似，由物理因素如酷暑、潮湿和污染等引起的身体不适都可能降低攻击行为的阈限，如骚乱和暴力犯罪往往更容易发生在夏季。这在实况J季节性的网暴热潮中尤其明显，在日本称为「夏厨」。但日洋文化之间也有社群主义与否的天壤之别。
故意的激怒和侮辱也是攻击行为的一种明显原因。不难得出结论，恶俗迫害过的各种魔怔人有相当一部分本来都是恶俗一手制造。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不仅加诸于个体本身的刺激物可以让其获得或失去某种行为，观察别的个体的社教化学习过程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而社会认知贯穿人的整个一生，一般而言越低龄可塑性就越高。
小孩彬彬有礼，得到了糖果奖励，以后他倾向于更礼貌；小孩表现粗鲁，得到了糖果，以后他倾向于更粗鲁。
但小孩看到幼儿园老师夸赞彬彬有礼的小朋友，并且给其糖果吃，等见到幼儿园老师，也会彬彬有礼；看到幼儿园老师夸赞粗鲁的小朋友，并且给其糖果吃，等见到幼儿园老师，也会粗鲁。
其他一切特质也是从社会环境学习而来的，也就是说攻击、暴力，和治愈、建设，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都具有传染性；而既然越低龄可塑性就越高，那么老人对壮年、未成年人，以及壮年自己对未成年人，作用就尤为深远。
班杜拉（Bandura）认为社会学习有三种主要的榜样，即家庭成员、亚文化群体和大众传媒提供的榜样。
家庭成员的榜样影响，今天来看还可以与遗传素质叠加，变数更多，差别也更大。
在以攻击能力为优秀品质的社区或亚文化群体中攻击的发生率也会偏高；反之则偏低。
实验证明高对抗性的竞技运动以及媒体暴力，会提高受众的攻击水平。电视节目中做出暴力情节的人物被美化为正面角色，在暴力游戏中攻击可以有效解决问题并得到奖赏，都描述着攻击可以让个体进入令其喜好的情境，逃离令其厌恶的情境，形成正负双强化。这包括西方恶俗发源的种族歧视宣传，以及对ACGN作品的R15（或更暴力的）部分同人文化。但媒体暴力并不会直接导致攻击行为，而是作为一种风险因子。
对媒体暴力的研究揭示出了主动性攻击的社会认知机制。惠斯曼（Huesmann）等人总结为三种社会认知结构：世界是敌对的模式、运用暴力解决麻烦的剧本、认可攻击的价值规范。有如下原因可以更具体地说明攻击的社会认知获得：
- “既然他们能那么做，我也能。”（去抑制）
- “哦，原来应该这么做。”观察攻击榜样会触发人们去模仿，并且给人们一些点子，使其知道如何依样画葫芦。（获得攻击的认知脚本）
- “我想我体验的一定是攻击情绪。”观看暴力可能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愤怒情绪。（高水平的生理唤起）
- “哦，又是粗暴殴打。”不断观看暴力会使我们的敏感度降低，增加我们对暴力受害者的冷漠，或者认可暴力为现代生活的必然现象，因而更容易接受暴力。（脱敏）
- “在他攻击我之前我要把他放倒。”观看大量的暴力使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更可能对他人表现出敌意。（敌意归因）
自然状态与道德脱离
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是霍布斯用于论证其国家理论的关键概念，是一种前国家的假想状态。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要求无限制的自由，并且完全不顾及他人，因此逻辑的结论就是每个人的自由互相冲突，进而导致无限制的互相报复。自然状态并非是关于国家演化形成的学说，而是用于论证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理论（即假如没有国家，会有什么坏处）。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基础。
要点在于，绝对的自由会导致绝对的暴力和霸权并非空穴来风。
一种精致化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当他人侵犯我的自由时，我以同等程度侵犯他人自由是“自然权利”之一，但自然状态下个体对该项权利的行使永远会超出限度，导致报复的恶性循环，为此惩罚的权利必须让渡给政治共同体。“报复的恶性循环”在现代心理学中基本可以找到证据支持——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本身都倾向于引起自我正当化，而自我正当化又将造成进一步的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因此报复一旦开始，往往就会进入暴力的恶性膨胀。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将这总结为一种不断升级的循环。
把恶俗圈当自己家，对内外“无所不黑”的人，正是忽视了报复的恶性循环才走上接盘之路，带着巨大损失回归虚无。
道德脱离
绝对的自由当中必然始终伴随着道德脱离。道德脱离是暴力和偏见的通常起因，指的是把不道德行为合理化。使用道德脱离的操纵者，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权力或经济利益。
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所描道德脱离具有八种形式。但不限于这八种，所有形式都是让人们接受他们原本认为不道德和不公平的行为。例如大多数人本来都不愿意虐待儿童，而去人性化和其他道德脱离策略让人认为“小孩只是讨人嫌的动物”，那么这些人就可能虐待儿童。
传统上，道德脱离理论主要应用于人际侵略、偷窃、欺骗、武装冲突等高道德变异度场景和行为，班杜拉称之为“非常情况”。但道德脱离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班杜拉本人2007年的一项研究便指出，人们经常以伤害他人和环境的代价进行自我服务活动。
多元知识沟对人的性格起到了巨大的差别化作用，使人永远相对他人“穷则独善其身”，让一切人群都会发展出类似于抽象“亚文化”的暴力行径及其自我辩护。
2014、2016年的几项研究将道德脱离视为肉类消费中的一个定位认知过程。几项研究发现，对非食用动物，食肉者和素食者评价并无差异，但对于传统上可食用的动物，食肉者就认为较少经历精致的情绪。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肉类消费方面道德脱离程度较高的人往往表现出：
- 较低的普遍同情心
- 较高的普遍道德脱离倾向
- 经历较少的自我评价情绪反应（即有罪和羞耻）
- 在考虑肉类消费的影响时，认可基于群体的人类歧视（社会支配取向）
- 展示支配和支持人类等级高于其他物种（物种主义、人类至上信念）的动力动机
- 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道德认同）方面对道德特质的重视程度较低
- 实际吃肉的频率较高
素食者会患素食者特有的营养缺乏症，并且同样易怒。故笔者认为，如要防止道德脱离，科技界绝对有必要加速研发替代肉类的新食品，其性价比也需要高于肉类。
八种形式
- 去人性化
“非人化”（Dehumanization），又称非人性化、去人性化，是指贬低、物化、妖魔化一个人，也是指对一个人的人性的不同程度否认，多少带有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双重残酷对待，以及漠视痛苦的成分。通俗的说，任何不将自己和他人都视作人类的行为或者想法均属于非人化。各种“狗”“蛆”“碧池”“猪狗不如”这样的词汇，就是去人性化的信号。那些过度反讽的行为、想法也一样，如说别人是“神”“半神”等。
去人性化使受害者看起来比其他人更“不像人”，看起来不文明、低一等级、不那么有感情。典型的策略是使用“动物”和“害虫”这样的词。在政府、军队或恐怖组织犯下的大规模暴行或种族灭绝中，去人性化的作用极大，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将犹太人视为劣等，恐怖组织将攻击对象视为魔鬼。此时去人性化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接受甚至参与他们明知是罪恶的行为，如屠杀。
然而，去人性化并不仅限于意识形态方面。无论何时，当一个人蔑视自己或另一个人，夸大某个单一的中性或负面特征时，这样做就是意识形态之外的去人性化。“酒鬼”“瘾君子”“畜生”“大龄剩女”“废物”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多或少都否认了人之为人的社会性，使其余的社会性看起来只剩“掩盖”和“逃避”的“用处”。许多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人，在1990年代各国的犯罪恐慌中，也使用了“超级恶魔”之类的去人性化的话术。
总的来说，对人也好，对自己也好，基于一切实际特征的诽谤、侮辱、恐吓、骚扰，都属于去人性化。如果是自己对自己的形式，那么就有：“我本来还有人性，只是后来没有了……”
一人对他人的政治宣传，是一种战争罪行，可以在国际法庭中审判。但个人对自己的非人化，则仍然未经足量研究。以学术界和政坛为首要，人人都应当以身作则，避免去人性化行为发生。
- 指责受害者
去人性化的做法，把胜利、希望归于行凶者，把失败、绝望归于受害者；指责受害者的做法，则把守序、善良归于行凶者，把混乱、邪恶归于受害者。
如果是自己对自己的形式，那么就有：“我本来是好的，只是后来变坏了……”
两者结合就会生成“守序善良强力制裁混乱邪恶”之类的印象，无视实际角色完全不同的可能。
- 委婉标签
在“去人性化”和“指责受害者”当中，加害者都会给自己或他人委婉地贴标签。这能够让施害者看上去很善良，看上去是在同情受害者。
委婉地贴标签在政府中很常见，比如用“附带伤害”指代对无武装人员的杀害，用“强制收容”来指代对被收容者的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置之不理。
（用“明星出道”指代个人隐私信息传播时，“明星”公认是“做了情节严重的坏事的人”的意思，是反话。这一话术不算委婉标签，但可能算作去人性化、指责受害者。）
- 重画靶子
这种策略也叫“结果合理性”，试图证明虽然某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结果是好的。例如，电影《复仇联盟3》中，灭霸想要消灭宇宙中的一半人口，以保护宇宙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些对子女造成伤害的父母、一些对学生造成伤害的老师总是说“我这是为你好”，却不承认自己造成的伤害。
经济结构的变迁对道德的改变堪称“全面倾覆”，人们最多只能确保自己做的事合乎此时此地的道德。顶着历史巨变走道德程序和结果评价，自然只能进入“道德相对论”，被迫自我证伪。
- 暴力自容与道德相对论
道德相对论指出的“道德的标准不是绝对的，没有人能满足所有人关于道德的标准”已成事实，但将其庸俗化之后就颇为极端，成为暴力自容：“一个人可以像温暖的春风一样轻抚朋友，像冷冽刺骨的冬风一样狂扫敌人。”
这种庸俗化不但被人强行指代道德相对论，更会导致人们用暴力对抗暴力，继而发生“对后果的扭曲”。
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自古以来两相结合，形成了各种支持暴力自容的思想，但非暴力抵抗有望减少这种恶性循环。非暴力抵抗不仅更合乎道德，而且长期来看更有效。
- 对后果的扭曲
这是指否认自己的行为是弊大于利的。例如，当孩子控诉父母的虐待时，父母的反应可能是“没有我你能长这么大”，“没有我你能考上大学”。但是，父母的虐待与孩子考上大学这二者之间可能根本无关。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变得更加坚强，但是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变得更加脆弱，变得怎样都不是施害者施加伤害的理由。
用暴力对抗暴力，与暴力本身的结束同样无关。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就此作罢，甚至结束了暴力循环；但是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而加大暴力，甚至扩展了暴力循环。循环的两种变化都不是复仇者施加暴力的理由。
- 转移责任
转移责任，可以声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此即所谓“平庸之恶”。
预防要点可以参考汉娜·阿伦特的解释，自己去坚持、加强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不要服从权威。
- 责任扩散
这是指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特定情境，从而试图将个人责任最小化。例如，平时遵纪守法的人，在自然灾害后抢劫商店，事后自我承认一切，但归咎于自然灾害。
各种数据都已经证明，历史上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同样千变万化，每次都是天翻地覆。因此责任扩散可说是道德脱离的最低级形式，用处虽少，次数极多。
形成原因
关于道德脱离本身的原因研究较少，但是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洞见。
- 操纵，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领域的操纵。不同阶段的自己个人之间已经总是存在双重标准，比如少年时不想长大，长大了又鄙视以前那个不想长大的自己；然而不需要太多的提示，人们就会把这种内部双标移情到外部。
- 品行障碍或人格障碍。许多有这些性质的人，不能理解、接受这两点：自己一生可以有不同方向的内在生活，别人同时也可以有不同方向的内在生活。于是他们把自己这种精神状态都当作英雄的精神，把其他种类的精神状态都当作走过场的精神。这些案例相对少见，但是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那么情况可能会很危险。
- 暴力循环。被虐待的儿童在长大后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作为对生理和心理痛苦的防御。有时候，被虐待的受害者对他人的帮助很敏感，无法正确对待他人的善意，反而伤害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同时，他们看到其他受害者时可能会避而远之，而不是施以援手，因为其他受害者让他们想起自己内心深处被压抑的痛苦。
以上三种情况也有可能多合一地发生在一件事上。
如何治愈
与道德脱离相反的是同理心和尊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有类似的信条——尽可能地高人性化，呼吁每个人都给予别人自己想要的待遇。这意味着世界上不应该有“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所有人都理应是平等的，理应都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儒教的《论语》指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7:12）也写出“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多数人生来就有同情心，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学会社交规范和表达情感支持。但在这个极端意识形态被算法推得喧宾夺主的世界，所有人都需要更快学会如何应对。
米尔格拉姆（Milgram）著名的关于服从的研究也提出了削弱责任扩散的方法。在他的实验中，许多参与者可能被迫给“学生”施加不存在的高压电击。但是实验过程没有视觉刺激，只是“受害者”配音演技逼真。如果他们用眼睛看到了电击的恐怖影响，或者权威人物反而不是近在身边（比如是通过电话或对讲机），他们的服从程度就会极大地降低。
这说明人对自身道德脱离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越能激起共情，或与道德脱离者信息交流得少，就越会唤起人道精神。
一些相关而具体的行动措施，可以帮助人们主动成为社会中的建设性力量：
- 新闻学和传播学作用极大，对它的正确利用能帮助人们靠近人道主义，防止道德脱离。
- 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相关的情况下，认知行为疗法或正念疗法等干预措施更可以帮助人们处理自己的感觉，并为移情创造更多的空间。
- 批评时，无论是对讨厌的人、犯下可怕罪行的人，还是对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要使用道德脱离的语言。可以批评观点或行为，但是不要称自己、提出人、实施人、其他人为“怪物”“变态”“尼安德特人”，或者暗示“缺乏德性”。
- 用问题或陈述引出移情。大多数人都有同情心，因此完全可以试着不在意“刻奇”，去这样说：
“我认为如果他们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感受必然不一样。”
“我试着想象我带上无知之幕，一开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会是什么样子。”
“我也想求同存异，达成共识。”
“我认为别的某处的人也有生活，也想要同样的基本条件。”
人们可能会得到一些PTSD的反应，但是能让一个人认识到别人的人性，功远远大于过。如果想要更深入地引起移情反应，可以参考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的播客“The Talk”，它涵盖了三个步骤：再人性化地对待他们；指出问题所在，询问对方的想法；讲述一个“讲述人如何发展自己的爱与尊重”的个人故事。 - 无论经审查与否，都避免发布道德脱离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时不时会看到这种内容，它们有着比“震惊”“天啊”之类更加夺人眼球的标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发布对事件的分析仍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径直转载就有问题了——数字文件经过再多传播，冲击力也是无法减去多少的，而且每个人都不会以同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内容，控制不足最终就会导致极端主义事件和自杀自伤事件的增加。
- 要相信唯一的自我提升方法就是相信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德性，相反地自我提升不成才会否认自己、他人有道德。无关客体的逻辑正误，存在不安全感、某种特殊需求才会发表负面评论，反之则不需要依靠贬低自己、贬低他人就能获得满足感和良好的自我感觉。
- 成年人会攻击儿童、肢体残疾人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但弱势地位的人找不到更弱势的人群，就会自相施加暴力。两个过程都属于暴力的“向下传导”，成因及危害都极其深远，因此越有权威和权力就越要学会预防下一次道德脱离。
- 要意识到，并用非暴力抵抗手段，抵御自身历史中、周围历史中的道德脱离。人们包容谁不包容谁、有多少马基雅维利主义、取笑不取笑某群体、有多少“朋友——敌人——中间派”的先占观念，都要有（且已经存在）非暴力抵抗的介入。
复仇无用
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说：“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被道德脱离吓坏了的人来说，不要因为这种恐怖而滑入复仇的黑暗。
例如，在“反法西斯运动”（Antifa）中，一些人认为德国纳粹及其后代“不配为人”，这与当初的纳粹认为弱势群体“不配为人”相似，只是复仇顺位不同。
就算是弱势群体也是人，而不是“怪物”；但就算是那些鼓吹种族主义的人，就算是那些拐卖儿童、妇女的人，同样也是人，而不是“怪物”。前者的行为是不可理解的、刻板的、有限的、少见的；后者的行为是可恨的，贪婪的，暴力的，甚至是可怕的。但是对于两者，我们要指责、纠正的是行为，而不是作为人的存在。
有的纯属被当权者政治操弄；有的经历过不幸，在缺爱的家庭中长大；有的遗传了父母、祖辈的精神病性障碍或情绪障碍，因此无法控制自己的一般认识；有的遗传了父母、祖辈的品行障碍或人格障碍，因此无法控制自己的道德认识。但每个人都仍然是人，承认这一点对于减少去人性化是至关重要的。想要一个更人道的社会，就不能使用道德脱离的方式。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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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行动理论
纪登斯（Giddens，1984）的结构行动理论（structuation theory），主要探讨行动者（个人）和组织两者间的结构特性在交互影响下对于社会结构产生变化的过程。
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交互时，可以透过不同的“模式”生产“规则”和“资源”，稳定社会系统，对人们形成制约力量；但行动者也可能改变原有的“规则”和“资源”分配情形，这称之为“行动者的能动力量”。
但Sewell（1992）认为纪登斯过度依赖“规则”，故修改了吉登斯的论点，重新定义“资源”为“文化图式的体现”。Sewell认为，这几点都有变化：
- 结构的多重性
- 图式的可转位性
- 资源积累的不可预测性
- 资源的多义性
- 结构间的交集
多种结构的存在意味着：那些行动十分系统化的行动者，能够对资源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图式”。
源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论的“可转换的图式”，更可以“应用于在最初学习的内容之外的范围广泛且不完全可预测的情况”。这种能力“是文化图式知识所固有的，而文化图式是社会所有最低能力成员的特征”。
- 行动者可以随时随地修改“图式”，在行动累积资源与预期不符时也是如此。如：一个笑话的效果从来都不是相当确定的，但喜剧演员可能会根据它获得的笑声量来改变它。
- 不同行动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图式”来解释特定的“资源”。如：指挥官可以将他的财富归功于军事实力，而其他人则可以将其视为来自神灵的祝福或者好运气。
- 各种结构经常重迭，把解释复杂化。如：资本主义社会，在结构上既包括私有财产，又包括工人团结一致的生产。
世界各路普通公民甚至意见领袖，把意识形态战争打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却只把一个个传媒公司老板和广告主喂得肥头大耳，其差距就在此。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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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沟理论与上限效果理论
知识沟理论是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P.J.Tichenor）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这一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经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抛开键政人“路线先于知识”的限制不谈，恶俗势力在当今全球活跃网民心目中为何被“神圣化”，以及此种刻板印象能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此理论及其驳论综合看待。
知识沟理论的背景
1960年代美国的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明显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常常是在进入小学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学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贫困的儿童，在学前没有钱请家庭教师，没有钱购买启蒙读物。进入小学后，二者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差距。有关研究证明，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两极分化。
面对上述情况，一股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在当时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来改善贫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条件。
通过制作儿童启蒙教育的电视系列片，利用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就成为“补充教育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于是，针对这一目的制作的《芝麻街》电视系列片应运而生。
然而对于该系列片播放后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芝麻街》播出后虽然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总的实际效果却是扩大了贫富儿童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的差距。因为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富裕儿童。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将同样的知识或信息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传媒的机会上并不存在平等与否的问题，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并不是如此简单。对此，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为主的“明尼苏达小组”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于1970年在《舆论季刊》上提出了“知识沟理论”。
知识沟理论的主要内容
蒂奇纳（P.J.Tichenor）的知识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二者这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恶俗系背后的整个黑产流水并不及一家开在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九牛一毛，结果是不能改变权贵，反而只能被权贵操纵，或者不会被权贵看中；但世界上不乏赤贫人口，其中十个人也花不完一个黑产人的钱。由此网络违法犯罪人员经常处在一个“欺上瞒下”且“上不去下不来”的位置，而一旦某个中等收入群体被视为剥削帮凶，或所有中等收入者都被如此仇视，他们则都会被简单视为“买办”和“打手”，由此打草惊蛇引发复仇心理，倒逼反感恶俗的中等收入者、好奇恶俗的中等收入者，认同或加入恶俗圈及相关犯罪组织。
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蒂奇纳认为，还有五个因素是造成“知识沟”扩大的原因：
第一，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然而今天的营销号和AI导致换汤不换药的内容篇数爆炸，根本超出了真实世界一切读者的心理预期。
第二，知识信息储备上的差异。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教育渠道得来的知识越多，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也就越快。然而2020年以来的大众传媒与正规教育本身自我分化形成的天壤之别，已经直接体现在大陆“网课爆破”和美国“神创论重进校园”等现象上。
第三，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教育通常意味着日常行动圈子较大，参与更多的社会团体，人际交往更多，由此扩大了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话题的机会。社交活动越活跃，交往的范围越广，获得知识信息就越快、越多。然而大量自诩“看客”的人常年被固定在工位上甚至课桌前，反倒是中外多语恶俗系（中有神系，外有8chan）通过极端键盘政治言论结识了大量的老派异见分子以煽风点火、拉帮结派为工作（注意NPO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也都有奖惩手段）。
第四，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和记忆，可能是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众媒介的研究始终发现，人们往往以符号（既有信仰，又有价值观）的方式解释记忆信息。也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大众传媒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就越高。这样，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环境下，各路网络暴力重视恶搞的特点无疑能掀起一场又一场“灵魂深处闹享乐”的风暴。
第五，发布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性质上的差异。迄今为止，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科学知识、公共事务和新闻一般重复较少，而当今的广告重复较多，而重复有利于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对话题的学习与熟悉。然而与各种正式文件、公开文稿的重复化，与营销号、AI的洗稿套路结合起来看，恶俗系惯用的“串联”方式，也难怪会从大字报转向详尽出道。
知识沟理论的体现
知识沟理论认为，在操作上，知识沟至少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表现：
第一，经过一段时间，文化程度高的人，对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的获取速度，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快。
第二，在特定的时间里，经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获取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比未经大量报道的话题高。
“知识沟理论”认为，理论中的各种差异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会处在有利的地位，这就是造成知识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大众媒介流量继续增加时，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态度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知识沟也随之加深。
上限效果理论及其否证
与知识沟理论持相反意见的是J.S.艾蒂玛等人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论。
上限效果理论是由J.S.艾蒂玛和F.C.克莱因于1977年提出的，是指：个人对特定知识的穷追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的也就早；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赶上前者。这是对“知识沟”理论的否定。大众媒介传播的多是普及性知识，无论富有者还是贫困者从大众媒介那里得到的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大众传播带来的结果不是社会知识格差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
通俗地说，艾蒂玛的观点表明，由于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的作用，社会的“知沟”一开始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最终还是会缩小，其理由是由于三个“上限”的制约：
第一，信息源的性质所决定的“上限”。大众传媒传播的知识只是某一范围、领域，某种程度上的“一般”知识，并非是“高、精、尖”的知识。无论处于什么经济地位的受众，都不可能从大众传媒中获得超过这个范围、领域、程度的知识。
第二，受众本身具有的“上限”。在大众传媒的受众中，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在感觉到自己的某种知识已经充足的时候，就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这方面知识的追求。
第三，现有的知识已经达到“上限”。如果受众个人的知识程度已经高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他们便不会再通过大众传播去寻求知识。
这就可以解释“恶俗神圣化”的起因：如果上限效果理论成立，那么恶俗被“神圣化”之后，可以造成所有人都达到网络暴力“天花板”，实现网络暴力的“泛化”“内卷化”；抽象系所说“人人都骂孙笑川，人人都是孙笑川”，社会上全员互害，事情结果就会是网络上建成基于威慑的赛博乌托邦。
上限效果理论提出后，学界对此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学界认为，上限效果理论所说的“上限效果”，虽然在大众传媒受众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获取过程中是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个假设也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从大众传媒受众个人在整个一生追求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一定存在，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这是因为，受众个人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领域追求获取某一特定知识会出现“饱和”，这些知识的增加会出现停顿。这时，他们就会开始对下一个新领域的知识的追求与获取，这就必然会增加他们的知识总量。
第二，知识是会不断更新，逐渐老化的，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在追求获取知识方面即使在后来某个时候到达了社会经济基础位高的人的“上限”，而这时因为时境的变化，他们获取的知识的实际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那种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知沟”，实现普遍社会平等的观点是不成熟的。
这样，恶俗人就不能够“在所有的时间迫害所有人”，但能够从过去至未来不断涌现，重演迫害。
恶俗势力认识到恶俗被“神圣化”之后“泛化”“内卷化”的潜在后果，就完全有机会分化成伺机再骗的“精英主义恶俗”，和求安全感的“民粹主义恶俗”两个流派；一旦二者合流，反倒能说明这时的恶俗“不神圣”了，“泛化”“内卷化”变少了。
不从经济、外交、法治下手，只想实现文化上的平等，就是明珠暗投。
对知识沟理论及上限效果理论的补充
日本学者儿岛和人认为，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知识沟”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在贫富阶层之间，而且会广泛地表现在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文化之间——这些或许是蒂奇纳和卡茨曼在分析“知识沟”的原因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若真是这样，那么“阶层、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以及文化之间”也会有因地位而异的“知识上限”；不从经济、外交、法治下手，只想实现文化上的垄断，或者想“垄断和平等两头下注”，也都是泥牛入海，具体下场可以参考Sweet Baby公司。
缩小知识沟的对策
为了缩小知识沟，有许多学者提了两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从硬件方面，必须对不发达地区或低收入者阶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
第二，在“软件”方面，必须提高社会成员的“媒介使用的能力”。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激发他们强烈的欲望，培养他们的勤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没有勤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仅仅把电脑、电视等传媒当成娱乐消遣的工具，缩小“知识沟”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恶俗系是第一个讲效果不讲道德的网络剥削者，对道德的双标使用也是网上最重的。“躺平”本身的爆火少不了神系恶俗人员（骆华忠等人）打响第一枪的恶，还请读者不要all in给躺平者带着奋斗者一起毁灭的猜测。
网络论战
网络论战（英语：Flaming），日语称“炎上”，指网络社群内的争执。Flaming这个词汇从The Hacker's Dictionary出现，形容愤怒或无理的文字在对此主题有兴趣的社群成员中传递，以反驳其他成员的观点、追求他人认同、彰显自我优越感。由于匿名而缺乏真实世界线索，又存在文化差异，新成员也就越发难以遵守规范，最终导致网络论战比真实生活的论战来得频繁。相比面对面沟通，网络论战更容易隐藏身份，因此更容易挑拨：线下面对面沟通可能不会留下记录，但是网上就不一样了，讯息传送出去就难以删除，所以务必“三思而后言”，避免不必要的战争。
比起电子邮件，网络论战更容易发生在线上聊天群。同一段信息，每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境都不一样，解读也都不一样，争端就随着人数增大。
论战的起因，分成几种：
- 收到的信息与自己想法互相排斥
- 为了金钱利益、拿别人钱办事挑起论战
- 为了回避损失、受到别人威胁挑起论战
- 自动回复
- 把人工智能幻觉当真
- 一方反串成两方，发表相矛盾的言论
若站长、版主只是压制论战，过程没有协调、公平投票，社群成员的向心力往往就会降低，议题的质量也无提高的可能。但管理员如能秉持中立性，适当依照版规来纠正论战观点，或是惩罚谩骂的网友，则有助于维护成员的向心力、提高内容的质量。
- 在社群认同的研究结论比较矛盾：
- 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论战会导致无意义的谩骂，破坏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
- 但也有相关研究认为，论战有利于社群意识的加强。
- 在议题方面也有研究结论：
- 有学者认为，论战会使得讨论失去焦点，偏离当初的主题，所以论战对于议题内容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 但若是论战本身可以通过管理者来修正，或吸引专业者、高信用者的参与，使论战脱离人身攻击，纠正议题的发散，论战内容层次就会有大的提升。
归纳可知，三种人不适合参与网络社区的管理：
- 认同“害人不需要理由”的人
- 沾黑产买卖的人
- 上述两项都占的人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
缺乏社会情境线索假说
过去学者认为，电脑中介传播无法传递社会情境线索。人传出消息，可能有人类发出的回复，可能有非人类发出的回复，可能有一人分饰多角，可能有多人分饰一角，次数多了就有去人性化的现象。
比如，Sproull & Kiesler于1986年提出了“缺乏社会情境线索假说”（cues-filtered-out）。
社会情境线索（例如性别、年龄、种族等）越多，用户受到的规范就会越多；缺乏社会情境线索时，可能造成“免于受到限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nstraints）和“免于负责任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ponsibility），用户容易批评和诋毁他人。例如，知道对方是长辈（或位高权重），因此所传的消息就受拘束，而变得不敢乱讲话；但不知道对方是谁，就会口无遮拦。
而此假说认为，社会线索造成了一切地位的不平等地位，却不会在电脑影响人们的介质使用行为，因而电脑中介传播是一个参与者地位平等的区域。
但其实所有用户都有“免于受到限制的自由”和“免于负责任的自由”，一样容易批评和诋毁他人，所以更难找到“高情商对话”。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此二种“自由"（freedom），则恰恰相反。
然而随着网络技术走向的变化，黑客攻、防，社工攻、防能力，道德败坏五全的黑客，及其控制的团体，得以走上网络社交高位：
- 普通人群批评、诋毁黑客（或其控制的团体），有概率遭到对方网络、社工反击；
- 黑客方面的迫害准而且狠，普通人群的迫害容易打空、误伤；
- 黑客方面的经济损失远小于普通人群，而知识与经济条件的正相关导致普通人群更难学习反制知识；
- 黑客方面的走向分三种：
- 足够不自恋的，会适可而止……
- 自恋的，会乐此不疲，甚至迫害到普通人出事不得不退场，还会换成迫害下一个对象；
- 各种慕强的，也会模仿自恋的。
白帽子应有的道德条件，应起的关键作用，值得关注。
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
去个人化效果社会认同模式（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于90年代由利尔和史皮尔斯两位学者提出，以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发展。
该模式牵扯到两个概念。
-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不单限于个人的行为模式，还是个人与团体之间的社会价值观的判断。
- 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指个人受到团体的影响，自己的意识被团体与目标之认同所取代，导致自己的意识与团体愈来愈疏远，而集中在团体的行为，逐渐与团体表现出一致的想法。
但瓦赫宁恩大学暨研究中心传播科学系的Joyce Lamerichs和Hedwig F. M. Te Molder评估了迄今为止电脑中介传播被概念化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传统观点忽视了参与者对媒体使用和媒体特征的日常理解，而是依靠个人主义和认知框架；去个体化效应模型的社会认同模型完全忽略了对话、文本和电子邮件等日常交流活动中的身份建构。他们试图重新研究在线互动，专门研究一个关于抑郁症的在线论坛。结果表明，参与者的身份与其说是内心世界的反映，不如说是话语实践。
社会临场感理论
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认为，介质越能传递多方面消息，越能使人有置身现场的感觉，因而其社会临场感越高。
例如，人传消息给对方时，对方马上“已读”，人就感觉对方存在感很强烈，这就是高社会临场感；但对方如果没有马上回复，人就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这就是低社会临场感。
由于电脑辅助沟通是以传播消息为主的介质，因而相当多丰富的人际非语言传输过程中被损耗（吴殊蒨，1996），电脑中介传播一直被归类为低社会临场感的介质。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由电脑中介传播的消息不再只局限于文字，亦能进行影像、声音的传递，因而电脑中介传播已不能被粗略的划分为低社会临场感的传播介质。
Tu和McIssac在2002年关于社会临场感的研究中宣称：“社会临场感对在线教学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参与的频率并不代表很高的社会临场感。”
在对51名志愿者的互动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时，Tu和McIssac发现：
- 社会环境在主动学得的定性技能组合方面取得积极的影响，在被动学得的精确行动方面却没有
- 在线交流与参与者的定量和组织技能更密切相关
- 在线交流在网上互动中构成使用的技能，以及交流的方式
因此，Tu和McIssac确定了三类变量，而正是这些变量才对社会存在的推动或感知产生了更强的积极影响：
| 维度 | |||
|---|---|---|---|
| 变量 | I. 社会背景 | II. 在线交流 | III. 互动活跃性 |
| 1 | 熟悉收信人 | 打字技能和准确性技能 | 及时响应 |
| 2 | 断言/默许 | 使用表情符号和副语 | 交流方式 |
| 3 | 非正式/正式 | 实时讨论的特色 | 消息的长度 |
| 4 | 信任关系 | 讨论板的特色 | 正式/非正式 |
| 5 | 社会关系（爱和信息） | 语言技能（写作和阅读） | 任务类型（规划、创造力、社会任务） |
| 6 | 对科技的心理态度 | 组的大小 | |
| 7 | 访问权和位置 | 传播战略 | |
| 8 | 用户特点 | ||
所以，越是与多媒体通信密切相关的技术，其发展就越能够促进网络暴民从人肉搜索走向“黑现实”的道路，并结合超人际交互模式，在更快迫害他人时，更快形成网络暴力组织，层层加大危害。
或许这也影响了广播端、电视端的媒体和观众当中，渲染暴力新闻的相关事件。
同样是实时互动，游戏聊天窗口这样的平台，或许比起社交网络就更难造成网络暴力；同样是多媒体，电影院这样的媒介也更难造成暴力。
应该针对社交平台、广播电视这种高社会临场感介质用人道主义进行“对冲”缓解暴力，但对电影院和游戏聊天室这种社会临场感不够高的介质则可以放松一些。
介质丰富度
Trevino等人（1987）以介质丰富度（Information richness）形容传播系统对信息的负载量，把传播管道分为贫乏与丰富两类。
用来决定介质丰富度的指针有下列四项：
- 立即反馈的能力
- 是否可传递多重线索（如肢体动作和语言结合等）
- 使用自然语言
- 介质的个人化焦点
若传播媒具备上述所有或大部分特质即为丰富媒体，反之则为贫乏媒体。
丰富媒体拥有比较多的资源，使聊天能更能了解消息内容，也能降低不确定性；贫乏媒体比较适合明确性任务，如工作中文字消息的交互，因此消息也充满不确定性，必须配合其他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介质，才能快速的处理消息。
Daft & Lengel（1986）认为：
- 丰富度最高的介质是面对面传播，具有立即反馈功能，并能提供多重线索，且能以最自然的语言进行沟通；
- 其次则为电话，介质丰富性虽缺乏肢体语言等的多重线索，但亦具备立即反馈能力，以最自然的语言进行沟通；
- 第三则是属于电脑传中介传播中的电子邮件，大部分使用自然语言，可快速提供反馈，但无法提供立即反馈。
依据介质丰富度理论，如要达到亲密关系最好是使用面对面传播；但是文献也指出，某些情况下使用电脑中介传播也能达到正面的效果和满意度。
电子亲密关系理论（electronic propinquity theory）解释了这种落差。它以心理上的亲密感觉为主要概念，主张：
- 透过电脑中介传播也可以产生如面对面沟通的的亲密感觉。
影响亲密关系的因素包括：
- 带宽：介质带宽越大，亲密感越高；
- 立即反馈：反馈速度越快，亲密感越高；
- 工作的复杂度：复杂度越低，亲密感越高；
- 沟通技巧：沟通技巧越好，亲密感越高；
- 沟通规则：沟通规则越少，亲密感越高；
- 沟通管道的数量：沟通管道数量越多，亲密感越高；
介质丰富度理论是在互联网广泛使用之前发展起来的，然而互联网引入了电子邮件、聊天室、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应用等一系列介质。一些人质疑介质丰富度理论能如何预测新媒体用户选择什么。
Carlson和Zmud（1999）提出了频道扩展理论（channel expansion theory），和介质丰富度理论相左，强调人们的经验会决定对电脑中介传播的偏好和丰富度的评估。频道扩展理论假设：
- 个人使用某个特定的介质的资历越长，经验越丰富，该媒体的丰富度评价就越高。
但Kock（2004）又辩回去：人类的非词汇交流方式和器具，如面部表情、手势和肢体语言，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因此，必须看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自然性具有重要意义。Kock提出介质自然性理论（Media Naturalness Theory），假设：
- 由于面对面交流是最“自然”的交流方式，我们希望我们的其他交流方式尽可能的近似面对面交流。
介质丰富度理论强调，面对面的交流丰富度最高，多多益善；介质自然性理论则强调，面对面的交流自然性中等，不偏不倚。介质自然性理论还指出，面对面的交流距离越远（无论丰富度高低），理解信息越需要更多的认知处理。
Hantula、Kock、D'Arcy和DeRosa在2011年提出介质补偿理论，认为频道扩展理论和介质自然性理论相容。作者解释说“介质补偿理论”是专门针对两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
- 虚拟沟通、虚拟工作、虚拟协作、虚拟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有时甚至比面对面的还成功），这与Kock的介质自然性理论相冲突
- 人类物种在受限制的自然地区利用面部表情、手势和肢体语言等自然的通信方式在小群体中进化，但已经能利用电子通信媒体（如短信、电子邮件、网络会议、在线论坛）使大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之间有效地协同工作
把介质丰富度理论、电子亲密关系理论、频道扩展理论、介质自然性理论相结合，可以看到：
- 沟通越接近信息爆炸，人的认知就越困难
- 沟通越接近一片空白，人际亲密度就越差
由此可以理解顾杨阳之流DDOS的危害，以及被过量复杂信息逼得换环境的负面影响。DDOS让网站突然停运，迅速破坏了人与人的亲密度，引爆了人的记忆缺口；复杂信息超载，急剧压抑了人对消息的理解力，引爆了人的刻板印象。DDOS足以把各种事业带向深远的混乱，而垃圾信息足以让社会道德良知受到极大打击。
在线下也类似，书籍、磁盘、播放机、讲述者……有查抄、丢失、人身强制措施，会引爆读者的记忆缺口；有赘述、乱序、排版印刷事故，会引爆读者的刻板印象。
社会信息处理模式
社会信息处理模式（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最早由Salancik与Pfeffer在1978年的研究提出。该理论强调：
- 社会本身建构的主观模式，将影响人们对于信息需求的满足、对于信息使用的态度
- 只要有人际之间的交互，就会产生社会聚合的驱动力，电脑中介传播的沟通模式亦能发展人际关系
- 纵使在非语文线索的电脑中介传播情境下，亦可寻求其他方式来弥补线索不足（例如使用情绪符号、交换照片）
出道和辱骂，一个交换了（非法的）照片，一个使用了（有害的）情绪符号。由这种理论，顺推可以看到恶俗各系具有对违法犯罪越来越依赖的趋势，倒推可以看到恶俗各系背后现实戾气之深。
但是Robert Tokunaga在2009年指出，对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研究表明，电脑中介传播中自我披露的交换量是由文化价值决定的，且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能够融入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不能。
集体主义文化与互联网的隔阂只会越来越大，可见网络暴力与集体主义的关系也只会愈来愈疏远。
超人际交互模式
Walther提出了用电脑中介传播创建在线印象与关系时的超人际交互模式（hyperpersonal model）。超人际交互的因素包括：
- 传播者选择性自我呈现：在面对面的情况中，人们会花时间和精力来维持自我形象并吸引别人的注意，获得别人的赞赏。这种发展最佳印象的能力和选择性，更容易在电脑中介传播的环境中展现、提升。传播者在线索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尤其是缺乏身体外貌等相关信息会选用对于自己有利的信息加以编排与建构，以获得好印象。
- 接收者过度归因：因对方发送过来的线索不足，接收者会运用团体认同或想像以填补线索的空缺，容易忽略对方的负面属性，建构完美评价，此种过度归因（overattribution）会让双方在进行到面对面沟通时（比如约出来见面）产生很大的落差。
- 异步的沟通管道和反馈：心理学的概念“增强循环”（intensification loop）便可说明这样的效果：交互双方在一开始交互时就有些许好感的话，好感便会随着时间轴的拉长进而增强（Walther，1996）；但具有社交焦虑倾向的人在网络上的人际关系越满意，线下的社交行为越退缩（Caplan，2003）。
三个因素叠加，导致人们把网络当作“引人沉溺的虚拟世界”，而把无网络环境当成“残酷难改的现实世界”。
打喷和键政，均循此例。喷系想要耀武扬威，键政想要党同伐异，恶俗想要借网络反现实，势必走向提高自己的社会临场感，用上黑现实和真人快打的手段。
新兴科技理论
随着科技进步，社交网站的兴起与普及也引发新的研究方向，和传统的电脑中介传播理论有些差异。
由文字、图像、声音高级成影音资源，从web1.0到web2.0，其重点关注用户层面，强调交互、交流、参与度、共享的精神，内容不再是核心制作方式，而是用户提供的内容。
web2.0网络用户不再是消息的接收者，更是消息的创造者与传递者。
保证理论
保证理论（warranting theory）认为，网络上的信息被区分为高保证信息和低保证信息。
- 高保证（high warranting）信息由他人所提供，可信度较高，例如好友的留言或评论。
- 低保证（low warranting）信息可信度低，通常由本人提供，容易被修饰或隐藏。
- 我们对网上认识的朋友，还会在网络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的资料。
此种经由各种管道信息搜集的现象称为“社会三角验证”。
恶俗人士抓住了有关现象大肆抽水，他们的造谣辱骂只要看上去像突击抓取（实则可能唱双簧），转发量足够多（通常与真实人数相比，水分极大），内容就足以让人信以为真。此时恶俗人士已经触犯法律，但恶俗头子还会选择对反对者再勒索一笔“精神损失费”或“删贴费”，实属罪加一等。但另一方面，出道和真人快打也变得有点扑朔迷离，转发量多而又看似偷录的易被相信，转发量少或者似有表演的就略易被怀疑。
现今点赞功能也与转发无异，有转发作用，造假空间也大。但已有人说明微博真实点赞与虚假点赞的细节区别，可以参考，以助鉴别其他虚假流量数据。
当前最可能是偷录的高保证信息资料，视频和图片视角更类似由针孔摄像机拍摄或用纸笔绘画，而音频听感则有声道的不规则变换、不时出现的喷麦音；当前最可能是编造的低保证信息资料，则以印刷体文本、矢量动画、电子合成音、录音棚音乐等为重灾区。
信息技术接续使用模式
信息技术接续使用模式（ICT succession model）主张联合运用各种不同的信息技术，加上传统的介质将产生最大的传播效果，譬如现以面对面方式传递，后续再使用电子邮件提醒，会比只用电子邮件的效果来的高。
这理论不仅反映出722事件等真人快打，以及各种黑现实影响之恶劣。此类恶性事件容易上报刊、上杂志、上广播、上电视，再不济也是上档案、上卷宗，所以危害总是不可逆转的。
发展人道主义，就必须也在现实出手，并且要做事留痕。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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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一门关于决策中权力的分配和转移、治理的作用和制度的社会研究，对象包括政府和国际组织、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它通过考察许多因素来衡量治理和具体政策的成功程度，包括但不限于稳定、正义、物质财富、和平、公共卫生等方面。
一些政治学研究试图通过分析政治来推进积极的论点（试图描述事物是怎样的，而不是应该如何）；其他政治学研究则通过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来推进规范性论文。
对政治和政策的研究可以密切联系起来。在比较分析中，哪些类型的政治机构倾向于产生某些类型的政策。
政治学提供对政治和政府问题的分析和预测。
政治学家审查世界各国和各区域的进程、制度和政治动态，这往往是为了提高公众认识或影响特定政府。
现键政圈比起“政治学民科”更像是“涉政辱骂学家”，发言多为了网上训练个人主义，线下大战集体主义。
逻辑学
逻辑中一个或为真或为假的语句称为陈述，而一个由前提和结论组成的陈述系列称为论证。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可以合理，也可以不合理。
论证的形式，是指它的推理模式。如：
- 要么是A要么是B，只有这两个人有作案的可能，既然B当时不在现场，那么凶手必定是A。
- 你不想让我们拍卖你的房产，但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偿还贷款或者房产被拍卖，所以，你必须马上还款。
这两个论证拥有相同的形式（析取三段论）：要么p，要么q；非p；所以，q。
如果一个论证直接采用了无效的论证形式，称为形式谬误，如“若打雷，则下雨；下雨了；所以，打雷了”采用了一个无效形式，即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后件”式，因此是一个无效论证。而如果一个逻辑谬误无法仅从形式上判断，只有考察论证的内容才能识别，则称为非形式谬误。
哲学、逻辑学文本所举的大部分是十分简化的例子，这在日常语言中是罕见的。所以识别日常语言中的谬误时，通常有必要改写论证的形式，如调整前提和结论的顺序，删去让步、重复、语气词等与论证有效性无关的部分，使用前后一致的词语表达相同的概念等。
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如果其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真，而与前提和结论实际上的真或假无关；
一个论证是可靠的，当且仅当其是有效的且现实中所有前提都为真，而一个论证是不是好的论证关键也正是在于它是不是可靠。
但并非在任何场合下讲论证有效性、可靠性都有助于交流：
- 现实生活中人的精力有限，论点、论据和结论的真假更紧要，论证部分的好坏经常让位。有时一些人可能会使用充满谬误的论证，但却意外得到正确的结论。论证不好不表示结论为假。
- 就说服力而言，论证过程无误，论证也未必让人信服，因为听众会受到各种其他条件的影响；而对于不相信结论的人，论证过程有谬误更会导致他们无法被论证说服。
- 虚构创作、讽刺创作中，出现的论点真假，多属于虚构、讽刺，多与现实不符，但也多是创作要点。在有关情境，强行讲论证好坏，或者强加强删“虚构”“讽刺”标签，就会模糊与非虚构创作、现实正规文件等资料的界限。
- 现实中，有某些方面，相关性和确定性经常被混淆起来。尽管谬误经常和谎言有关，但论证有谬误并不代表论者在说谎：论者可能真心相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但因各种原因而犯下错误。然而现实中的道德脱离话术，经常出现将“论证有谬误”与“论者在撒谎”强行等同，或者将“论者可能真心相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但因各种原因而犯下错误”与“论者智商情商至少一个有问题”强行等同。这当然构成了关联谬误和人身攻击，但是人如果对这种危险的问题展开辩论，很容易被随后大量的逻辑谬误“组合拳”淹没。讲逻辑只能批驳特殊性不强的言论；面对医疗、保健、法律、伦理问题，就需要借助专业人士架设特殊环境。
社科够不够“硬科学”
经费短板和主测问题互相加强，共同削弱了人对社科的信任，和社科自主研究的力度。
经费短板
社会科学获得的资金极端少于自然科学。
据2020年4月发布的一项估计[1]，用于气候相关研究的所有资金中只有0.12%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大量资金用于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研究，还有大量资金用于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研究。有人认为，这是对资源的错配，因为目前最迫切的难题是如何改变人类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而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已经很成熟，完全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来处理适应问题。
主测问题
社会学中，反射性（或反身性，英reflexive）意味着一种自指行为：实体发起的检视、行动，反过来指涉、影响它自身。反身性通常也指行动者识别社会化力量，改变其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能力。反射性既包括自我意识探究的主观过程，也包括参照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理论对社会行为的研究。这和“反射性自主”（reflexive autonomy）的概念类似。反射性水平低，会导致个体很大程度上受其环境（或“社会”）的影响；反射性水平高，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己塑造自己的规范、品味、政治、欲望等。
Audrey Alejandro（2021）使用递归性（recursivity）这一概念，形容学者在基于其所属的世界来进行知识生产时所处的境况。她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学者，我们的处境是递归式的——我们既是主体（因为话语是我们进行分析的媒介），又是我们所生产的学术话语的客体（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所分析的世界的社会性主体）。”在此基础上，她提出，摆脱这一循环、解放知识生产的关键正是进行反射性思考：“我们是被我们所要改变的社会政治秩序所产生的话语和情境所社会化的，因此可能会无意识地复制这种社会政治秩序，而这就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现在，学者们的境地是递归式的——更确切地说，我们用于知识生产的工具本身就是由这个世界生产出来的——这一事实证明了在实践中进行反射性思考的迫切性和挑战性。”
因此，反身性在社会科学中是类似于“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的方法论问题：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被观察对象时，会改变行为倾向。
但霍桑效应本身值得质疑。
霍桑效应的可能解释包括反馈和动机对实验者的影响。当实验第一次提供这种反馈时，接受关于他们表现的反馈可能会提高他们的技能，但他们也可能怀疑实验者的目的。因此，霍桑效应只有在有可用的反馈或动机改变时才会发生。
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在纽约时报1998年的采访中，将霍桑效应描述为“一个荣誉化的轶事”，称：“一旦得到了轶事，就可以扔掉数据。”
J.G.阿代尔（1984）警告说，在大多数关于霍桑效应的次要出版物中，事实严重不准确，许多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对于阿代尔来说，霍桑效应取决于参与者对形势的解读。一个暗示是：操纵检查在社会科学实验中很重要。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意识到被观察不是影响的根源，但与会者对情况的解释至关重要。与会者对情况的解读与参与者的目标是如何互动的？
H.M.帕森斯（1974）将霍桑效应定义为：如果实验者未能认识到受试者的表现所产生的后果如何影响受试者所做的事情，就会产生混淆。学习效果既是永久性的技能改进，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目标的反馈调整。他的关键论点是：在工人把成品从滑道上掉下来的研究中，参与的工人可以看到测量他们工作速度的计数器。
Elton Mayo（1945）说，这种影响是由于工人对观察员的同情和兴趣作出了反应。他讨论了这项研究，将实验效应作为一种管理效应：管理如何使工人因感觉不同而表现不同。他建议说，霍桑效应涉及的大部分工人，是作为一个群体才感到自由和受到控制，而不是被监督才感到自由和受到控制。实验操作对于说服工人觉得“特殊五人工作组的条件，实际上与车间的条件不同”，非常重要。
Clark和Sugrue（1991）在对1978年至1988年教育研究的评论中报告说，不受控制的新颖性效应（新技术发展时人的绩效初步改善的趋势，不因学习或成就方面的任何实际改进，而因对新技术的兴趣增加）平均导致被测绩效当中30%能够上升一个标准差（即50-63%的分数上升），但这种上升在8周后衰减到小得多的效果。详细来说，50%只维持4周，30%只维持5-8周，最后20%才超过8周（超过方差的1%）。
Harry Braverman（1974）指出，霍桑测试基于工业心理学，所涉及的研究人员正在调查工人的表现是否可以通过租用前测试来预测。霍桑工厂的研究表明，“工人的表现与他们的能力关系不大，事实上往往与测验成绩成反比……”Braverman认为，研究确实表明，工作场所“（既不是）以韦伯模式建立的官僚正式组织制度，也不是像梅奥及其追随者的解释那样的非正式团体关系制度，而是阶级对立的权力制度。”这一发现对那些希望运用行为科学为管理利益操纵工人的人是一个打击。
对霍桑效应的评价在21世纪仍在继续。尽管有批评意见，但在设计研究报告及其结论时常常考虑到这一现象。例如在进行远距离实地研究时，中途要在诸如双向反射镜之类的障碍物后面或使用不引人注目的措施，此时则要考虑霍桑效应。
整个反射性，或许也会遭到故意忽视；各个社科理论家，或许并不用那么考虑“当套中人”。这可能让社科研究者更加放松，也让他们被人质疑“偷懒”。
注释
- ↑ Overland, Indra; Sovacool, Benjamin K. (April 2020). "The misallocation of climate research funding".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62: 101349. doi:10.1016/j.erss.2019.101349. hdl:11250/2647605.